其实徐绍的策略，严格说起来并不能称为“新政”，因为它只涉及经济和军事两方面，与王安石变法相比，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徐绍的新政虽然有助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政策的推行并不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谁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赵谌很着急，钱不够用，朕五十万精兵几时才能练成？此时，年轻皇帝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他选择了最便捷的方法，大幅裁撤冗员，削减官员待遇。除了俸禄津贴以外，还大力减少高级官员荫补子孙为官的名额，尽量减少吃皇粮的人。

大宋开国之初，就定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朝廷优待官员士人。在赵谌之前，没有皇帝敢这么大张旗鼓，多管并下地削减官员福利。

朝廷之震动可想而知。再加上赵谌虽然锐意进取，朱胜非也倾向主战，但这君臣二人谁都没有那个魄力去从根本上解决太上皇的问题。便得建武六年的杭州行朝陷于激烈的争执之中。

许翰建议清除那些“既立于勤政堂，又奔走于德寿宫”的官员，赵谌和朱胜非都以牵涉过广为由不能痛下决心。而太上皇赵桓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朝政的干预，他除了时常派人把自己的意见传达给儿子以外，还直接向前来拜见他的大臣说三道四。甚至，在徐卫入朝觐见时，他曾经想亲自召见紫金虎，但担心此事会招来巨大非议而作罢。

赵谌每每想起徐绍临终前对他的提醒，赵发觉得有道理。终于鼓起勇气，打算下狠手。他与朱胜非商议，打算效仿太上皇当年对待道君的旧事，禁止朝臣在制度规定以外的时间去拜见太上皇，撤换德寿宫所有的卫士内侍杂役，并严格规定太上皇赵桓除了一些赵家宗族事务以外，其他的一概不能插手。

但朱胜非却认为不可。首先，太上皇当年之所以能够处处限制道君，是因为道君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为了卸下重担让儿子顶雷，所以自动退位，并在退位诏书中自己承诺“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这是太上皇限制道君的法理依据。

如今的太上皇，是被群臣逼迫退位的，他没有任何白纸黑字的承诺。而且道君是大宋开国以来第一位太上皇，朝廷也没有专门针对太上皇权限的规定。如果贸然行事，必然招致天下汹汹舆论。

经朱胜非这么一说，赵谌也就有些动摇了。可他这手一软，另一头却丝毫不留情。

因为裁撤冗员和削减待遇，朝中普遍有不满情绪。而此时，又传来太上皇病倒的消息。赵谌对父亲有极度的畏惧和防备心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去探望，这本来就已经招致朝野非议。此时太上皇有疾，赵谌却认为父亲是装的，仍旧拒绝去探望。

这样一来，不得了。杭州城中，宫廷内外，纷纷传说皇帝不孝。朝中一些大臣也言辞激烈地上奏，批评赵谌的作法，赵谌认为这是父亲的阴谋，太上皇是想复辟！于是拒绝大臣们请他过宫探望的请求，为了摆脱这些烦恼，赵谌决定离开杭州，去镇江府视察军务。

此时，幸好参知政事徐良和枢密使许翰紧急入奏，他对皇帝说，现在杭州内外传言四起，都指官家不孝。这种时候陛下怎么能够离开行朝？徐六暗指一旦皇帝离开杭州，小心一回头，被人连锅端。朱胜非也劝赵谌不要擅离皇宫，皇帝见状，这才作罢。但对于几位宰执大臣劝他过宫探望太上皇的请求，赵谌只扔下一句话，“此朕家事，卿等莫问”。可见父子两人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禁中，中书门下，政事堂。

此地乃是宰相和参知政事等宰辅大臣办公总堂，囊括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主要职权，为最高行政机构。下设孔目、吏、兵、户、礼、刑诸房，分曹理事。又有知制诰或直舍人院，负责草拟诏命。

徐六夺情起复，拜参知政事以后，就在此地办公。作为副相，有两种方式参与处理国政，一种是有具体分工，比如黄潜善曾经主管农田水利，这种叫作“分省治事”。一种是没有具体分工，副相协助宰相通盘处理政务，叫作“通省治事”。

徐六拜相以后，皇帝以他出身将门，通晓军务，所以命他专治军旅，主管兵务方面的事宜。这方面，本来就是朱胜非的弱项，徐六进入中枢以后，荆湖、江西、两浙、淮西等路兵务，一般来说由他审阅指示，最多遇到大事报给朱胜非拍个板。

这日，刚刚收到淮西安抚使刘光国上报，要求中央拨给甲器八千套，徐六咨询兵房有关官员后，批准照办，又马上转给朱胜非，等他画个押，送还兵房，下发军器监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