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召我去杭州，大概也是有考虑的吧，估计这残生便在江南渡过了。”徐处仁笑道。

徐卫长叹一声，请对方移步，避开旁人，诚心诚意地说道：“卑职虽然一直在陕西勾当，但我心里清楚，这些年若非相公鼎力支持，哪有今日？事已至此，相公去意坚决，徐卫也留不住。唯愿相公此后乐得清闲，福寿绵长。相公到江南定下之后，万望来书一封相告，以后若有机会，卑职定当拜望。”

徐处仁点点头，似乎在考虑着什么事，徐卫见状，主动问道：“相公可是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徐处仁一双浑浊的眼睛看着对方，几度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道：“宣抚少师天性过人，忠勇无双，为川陕所共仰。更兼王庶、徐良、张浚等都有大才，我虽去职，却也放心，只有一桩，不吐不快。”

徐卫点头道：“相公但说无妨。”

徐处仁稍稍沉默，叹道：“这几年来，四川百姓为了供养西军，负担沉重。此番为了反攻，老夫预借两年民赋，百姓颇有怨言。至于陕西，受多年战乱分裂之苦，户口锐减，田地荒芜，城郭残破，百姓流离。今大战已毕，正该使百姓休养，恢复耕作行商，短期之内，最好是不要再大举兴兵。”他这么说，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宣抚处置司人就有人议论，说徐卫恐怕有进兵河东的打算。

这些年来，四川以一隅之地，供养数十万西军，确实也艰难。朝廷只是偶尔赏赐，并无常规的财政支持。至于陕西，最富饶的关中平原连年征战，其他各路又都是些贫瘠山区，无法自给。又特别是这次出征，莫说百姓交纳了多少钱粮，只征发的民夫便有数十万之众，这对百姓的影响是何其大？徐卫这番嘱咐，专说给管军的徐卫听，可见其用心良苦。他是怕徐卫只管军事，不掌民政，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为了追求军功，又马不停蹄地去打河东，造成百姓无法负担之重。

再加上川陕远离中枢，朝廷的控制相对较弱，自主性很强。而在川陕本土来说，军队集中在陕西，机构又大多在四川，徐卫本身又是“宣抚副使”，如果他执意要怎么样，谁又能把他拖回来？更何况，自己离任后，从制度上讲，他和另一位宣抚副使王庶是平级，同为最高长官，因此难免担心。

徐卫听后，默然不语。良久，应允道：“相公放心，陕西全境光复后，自当戮力恢复百业，使百姓安定，断不会穷兵黩武，自取其祸。”

听他这么表态，徐处仁很高兴，抚其臂笑道：“有了徐宣抚这句话，老夫走也走得安心了！”

两人又说一阵，徐处仁道：“罢，你也别送了，老夫以复陕之功退去，摊子却留给你们了，保重。”

徐卫一甩战袍，俯首一礼：“相公珍重。”

送走了徐处仁之后，徐卫没在绵州多呆，次日便赶回了陕西。虽说徐处仁一走，名义上王庶和他便是川陕最高长官，但他的权限朝廷规定得很清楚，“免签书本司公事，专一措置缘边战守”，也就是说不主持川陕宣抚司日常事务，只负责军事。

这倒不是杭州的人对他有戒心，或者说是，但也并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武臣这个群体。王庶开始主持川陕军政，这人是个忠厚长者，对徐处仁的政策仍继续推行，并无半点改变。

延安仍在作战，韩常本想凭城坚守，可西军不来攻，就逼得他必须主动出击。金军奋力想挣脱徐卫设下的牢笼，可王禀和徐洪二位都是久经沙场的宿将，将个延安东城围得铁能一桶，无论韩常如何挣扎也冲不开防线。

二月，徐处仁抵达杭州行朝，受到上至皇帝，下至大臣的礼遇。赵谌亲自在皇宫里设宴，替徐处仁庆功，高度褒奖他经营川陕之功。除了让他以太傅致仕以外，又赐给丰富的财货，因他家乡尚在金人手里，皇帝打算在杭州给他赐宅第田产，以使其安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