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谦道：“碰巧近日思索朝廷钱粮军饷所出，翻阅了相关书籍。大明年年干旱，农事欠收，而商贾经过数百年太平之世，早成气候，财富不可估量。”

赵谦侃侃而谈：“宋代盐、酒、茶三项收入4752万贯，如我大明有此收入，九边何愁军饷？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诏令凡违犯茶盐酒禁者可酌情以钱物赎罪。谏官余靖闻而大怒，当即上书道：‘臣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谋者？徒知高谈而不知适时之变也！今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计天下二税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故茶盐酒税、山泽杂产之利，尽归于官，尚犹日算岁计，恐其不足。民贪其利而犯禁者，虽死不避也。今乃一为赎刑，以宽其禁，三军之食，于何取之？’结果，诏令被驳回，卒不果行。”

温体仁点点头，不置可否。

赵谦又道：“我大明岁入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酒税一文也无。国家财政困难至斯，理清课税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温体仁这才说道：“一旦加税，必将面临百姓唾骂，百官弹劾。”

赵谦沉吟未语，这才想到，此时的统治阶级已不似唐宋。明代文官集团，已是帝国直接的统治者。文官是由科举产生，要读书考科举，基本要脱离生产，依靠家庭供养，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作坊主、地主、商贾家庭，无疑更有条件和可能考取科举。

利益攸关，增收商税谈何容易。

实际上到了明末，官方的控制力也非常微弱了。在帝国早期，有400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崇祯年间仅存112个。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万历时，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两。征收来的银子还不够收税人员吃饭用的，也确实只能关闭了。

两人各自端起茶杯喝茶，赵谦意识到，有些事，理是那个理，但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并非囊中取物之事，如果按照自己设想，“合理”增加朝廷税收，那简直是与整个士人集团为敌，下场绝对不会太好。

温体仁听罢赵谦的高论，感觉他是雄心勃勃，但恐其有纸上谈兵之嫌，到头来连累自己，但赵谦这段时间为自保施展出的一系列手段，令温体仁也不得不拜服，静观其为人处事，已是老练，温体仁这才试探地问道：“如廷益果真巡抚浙江，将如何施为？”

这个赵谦倒还没有想出来，既不得罪人，又要办成事的良策，不是那么容易想出来的。韩佐信说想谁也不得罪，除非什么也不干，是很有道理的。

赵谦见温体仁看着自己，感觉到他的试探，不便说“我也不知道”，遂说道：“去岁与今年山西大旱，流寇复起，朝廷欲用兵，正缺两百万的军需。江南茶税按理不会低到如此地步，定有贪赃枉法之徒，待下官明察暗访，清理出二百万两茶税解皇上之忧，另获贪官罪证，以供阁老澄清朝政之用。一举两得之事。”

温体仁听罢心中一动，那周延儒想弹劾温体仁收受贿赂，但是赵谦贿赂温体仁一事做得很是隐蔽，很难找到证据，温体仁身为内阁大臣，不会因为一些空穴来风之事就倒台的，温体仁虽然不怕，但这口气却憋在心里十分难受，来而不往非礼也，赵谦如果真能抓住周延儒的把柄，温体仁就大有用处。

温体仁摸了一会儿胡子，说道：“皇上忧虑，如果廷益能就此事面呈皇上，老夫自然会在朝堂之上支持廷益，巡抚浙江这事儿就好办了。”

赵谦听温体仁的口气，心中大喜，面上却一副荣辱不惊的样子：“这倒不难，下官有办法，有阁老鼎力相助，下官定然从长计议，不负阁老重托。”

二人言谈毕，赵谦告退，刚走到院子那道月洞门的时候，突然见到了秋娘，秋娘四处看了看，将一张纸条塞进赵谦手里，低声道：“小姐给你的，这里不便多说，你回去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