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拿下这两个岛，我们就可以以此为跳板，寻找前往罗马的航线。并以之丰富的锡产量，支持我们的征服。直到让我们的文明与两河文明交汇、交流。

公元前47世纪，埃及进入青铜器萌芽时代，史称巴达里文明时代，随后，这青铜制作技术向东流传。公元前43世纪，西亚两河流域最先制造出含锡5－11的青铜制品，史称艾利都·欧贝德文明时期。这种青铜制品的性能优越性使各个文明很快进入了青铜时代。

青铜器诞生3100年后，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这一的技术传播到了中国，中国也进入了青铜时代。而此刻，两河文明已开始进入铁器萌芽时代（公元前15世纪，大约是在我国夏末商初时代，两河流域正式进入铁器时代）。

遗憾的是，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从一开始就没有获得完全的传授，不仅铸造工艺比两河明显落后，更重要的是中国青铜器非常缺乏锻打和退火的传统。

从材料力学上说，铸造锡青铜的铸态组织多呈α相和δ相。当青铜含锡量在6以下时，由青铜的晶相为α单相组成。当青铜含锡6以上后，则α相周界析出α＋δ共析体。随着含锡量增加，δ相也就不断增加，青铜会越来越硬，越来越脆。

解决的办法就是锻打加退火。锻打之后，青铜兵器硬度、脆性仍然会增加，这时再退火。对于含锡5－15的锡青铜，通过退火可以减少δ相乃至使其消失。这样的青铜，既保持期坚硬性，又减少了脆性。

两河流域、埃及文明、罗马文明的‘标准青铜’含锡量控制在10，因为从材料力学上说，经过‘铸造＋锻打＋退火’制造的含锡10的青铜制品，其机械性能是最均衡的。而中国铜兵器从开始就一味增加含锡量来增加其硬度。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兵器，含锡量高得吓人，14那是起步，一般都在15以上，乃至23。比如秦剑，含锡量就在21以上。然而，含锡14的铜器，δ相就已经很明显，而含锡量在21的话，这种武器很容易断折，更不要说经过锻打了。

从历史上来说，直至铁器时代，中国人一直把造剑称为‘铸造’，而欧洲把造剑称为‘锻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双方技术上的不同。

现在的历史认为，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是从两河流域经过中亚大草原引入的，这一技术的转手人是中亚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受其生产方式限制，技术水平一般不高，往往无法掌握农耕民族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用一个沙石范铸造出青铜器来，游牧民族也能胜任愉快。但锻打、退火就需要有经验的锻打师傅，这就不是游牧民族所能够培养出来的了。因此，游牧民族传承到的青铜技术只是一个简化版，或者说是偷工减料的青铜技术。

在整个古代，西方各国互相学习对方的经验并不困难，希腊人坐船去埃及，住个几年，锻打青铜的技艺就学到手了。各大文明就是这样，在交往中相互壮大。但中国人呢？难道能渡过大漠雪山去两河吗？

在整个古代，中国人都饱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忍受不能与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痛苦，铜器锻造技术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铁器技术，这一技术在发明1000年左右，才传入我国。到公元前6世纪，除了不列颠岛土著之类的边远地区人民以外，整个西方都已经普及铁兵器。而到了前3世纪末，也就是我们著名的兵马俑青铜秦剑诞生的时候，连印度都普及了铁兵器。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我们的民族饱受不能与其它文明交流的痛苦，我们被封闭在井里，坐在井里看着天空”。

周毅感叹说：“是呀，锻打技术的不足，使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首先造成的灾害就是，铜制工具和农具严重不足，导致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

而中国能够制造出司母戊鼎这样巨大的玩艺，却不能普及铜工具，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的铸造铜器，要么硬度不足（含锡量低时），要么脆（含锡量高时），造个不需要考验韧性的庞然大物还凑合（实际上中国早期的铜礼器如此巨大，就是为了防止损坏），如果要造个小工具就无能为力了。

比如铜凿，埃及在造金字塔的时候就有，制造过程无非是锻打——含锡10的凿子，刃部锻打加退火即可，非常好用。而如果商代的中国人需要造这么个凿，含锡10以下，很容易弯曲，含锡10以上，又很容易折断。所以，中国古代大型的青铜礼器很多，但真正廉价可以普及的青铜生活用品却很少见。比如需要经过锻造处理的青铜锅、青铜碗，以及青铜手术器械。”

抬头看着士兵们收拢队伍，刘备头也不回的说：“我怀疑，中国获得的铁器制作术也并不完美。比如说：大马士革钢的制作方法，我们就没有学到。这种两河流域正在流行的炼钢方法很适用于汉代的生产力，我们如果能航行到那里，征服并把制作大马士革钢的工匠掳掠到青州——嘿嘿，以后，大马士革钢就可以称作青州钢了。用这种钢制成的刀剑，不要说用之征讨天下，就是大规模民用，也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