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打开书信，细细阅读，见此信不涉半点私情，通篇讨论的都是国事，信中主体部分以为，大明如今虽国势蒸蒸日上，却有三大弊足为百年以后之隐忧：

“其一，科举取士以儒家经书为限，既无夫子在世时六艺兼考的气象，亦不能容纳海外传入之新学，范围过窄，复以朱学之是非为是非，使士人之中人只知死记硬背，不能开发其智力，使士人中之智者缄口不言心中之真想法，使士人中之狂狷备受打压，此皆非养士之道。”

他认为应该逐步拓宽科举考试的科目，将对四书五经的考试作为一种一项，而容纳诸家各派，不但要考义理，还要考技艺，就是海外的天文、数学、物理等新学问，也要逐步列入考核范围。

考虑到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所有经典技艺，李彦直又建议实行多途取士，让有不同能力的人都有晋身之阶，实行真正的“科举”——即分科举才也。他甚至预言在未来全国可以同时出现多个状元，如儒经状元、武学状元、物理状元、数学状元、刑名状元等等。

这些新举子、新进士中举以后量才录用，分派到各个系统观政考察，“尤其工部系统需通物理、工虞、数学、地理诸术，户部系统需通数学、商学诸术，刑部系统需通刑名，兵部系统需通兵法、武艺。”以锻炼其入仕的能力。

高拱看到这里，手已经颤抖起来，再继续看下去，只见李彦直讨论的第二件事情，却是有关朱明皇朝的“祖宗家法”。

朱明皇朝不合时宜的祖宗家法甚多，如保护皇室的规矩，如宗人府的规矩，如限制人口流动的规矩，如压制商人的规矩等等，这十几年来在开明派的冲击之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但旧法虽然现实中已不实行，王侯势力亦已凋零，但作为“祖宗成法”却仍顽固地存在于《大明律》与各处乡约之中，朱元璋与历代皇帝的口头训示至今也还具有法律效力，而新现象与新力量虽已产生，却无明文加以保护。

李彦直因此建议，对这些不合时宜的陈旧规矩都应该召开廷议，一并革除，同时确立起新的规矩来，形成明文，铭刻于鼎器之上，以因应种种新的形势。

高拱读到此处，汗流浃背，心道：“李哲真是要变天了！真是要变天了！若是如此施为，怕是比王莽、王安石更加的祸乱天下！”他虽然也赞成改革，但他的改革只是要微调，并不是要做出如此彻底的革命！

然而再读下去，他才发现最厉害的还在后头！

李彦直讲的“第三事”，竟是要改革当前的官制！而且他要改的还不是细微末节，而是三个最敏感的重症所在：

第一是要改革财权的审计制度，即引入新的统计方法，对全国财政与土地进行一轮新的梳理；

第二是改革司法，要把地方上的政务权与司法权分离开来，在县令之外另设法官，专管一县之法务；

第三条改革内容则是涉及到中央内阁的成员的遴选，原来明朝的内阁制度虽然已行百年之久，却仍是约定俗成形成的官场“潜规则”，内阁大学士在名份上仍然只是皇帝的秘书而已，部分人能够权倾朝野全靠权谋，自蒙古南侵以来，内阁的权力大到无以复加，但也没有明确的成文法确保其地位，李彦直认为天下要想长治久安，就得形成内阁首辅新的、成文的任命制度、任命限期和监督体系，并建议将如何监督大学士也提上议事日程。

这封书信读完后竟渗满了高拱的汗水，其实李彦直所提议的这些变革，在民间——尤其是东南沿海已有相当的现实积累。

比如“科举改革条”，自开海以来，东南的学术便蓬勃发展，对各种新学在开明士子中都十分风行，只是因不列入科举条目，研究这些学问的新秀们不免被老学究们批评为“不务正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