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民”的另一重要措施是轻徭薄赋，减轻农民的负担。强调要把赋役剥削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切不可只顾眼前利益，竭泽而渔，把百姓榨取得连裤子都要当掉，连基本的温饱都没有，那么，必然老百姓就会心生怨意，而国家的基础也就会开始产生动摇。

所以，大明的国策一向就是轻徭薄赋，而由朱元璋至今，数十年过去了，大明帝国的人口数量，以及民间的富裕程度，几可与前宋比肩，但是，大明的税赋收入，却仍旧低得可怜，反正也就是两百余万两。

可是，朱祁镇仅仅通过宣府一地的贸易，仅仅是一年不到的时间，就获得了接近大明帝国一个国家近一年的税赋收入，从这一点上来看，朱祁镇这才发现，原来大明真的不穷。当然不是指那些从土地里捞食的农民们，而是指那些以买卖贸易为主业的商贾们，他们真的不穷。甚至可以说，富得流油。

但是，大明对于商税的征收率之低，却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甚至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

第二百四十二章 士人与商人

大明对于商税的征收率之低，却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甚至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因为，根据大明律：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之。

起因自然是由于在明朝开国初期，商业被元朝掠夺性的破坏，所以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商业，宣布对大部分商业免税。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

而就算是征收，其征收的商税也很轻：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看看这句大明律，大家就知道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那就是说，只许低，不许收高于三十而取一的税率。

而大明整个朝代，其农税大概占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而盐税大约占百分之十，另外皇庄以及各乱七八糟的收入加起来，大概占了约百分之五，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是大明的商税收入。

说个简单点的比喻吧，大明立国数十载，至那永乐年间，郑和打通了海上的贸易路线以来，而且，经由大明之初，一直轻商税，使得大明的相当一部分地百姓，都投入到了工商业贸易中，这其中，当然不乏读书人。

甚至可以说，大明的商业贸易的重磅，其实也就是掌握在那些读书人的家族手中。或者可以这么说，那些商人和士大夫阶层勾结在了一起共同致富才对。明朝，官员不可收税，太监同样你想收也收不着，而进士和举人，同样也在免收税赋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只要你是读书人，你的家族做再大的生意，只要挂着你这位进士或者是举人的牌子，就可以明目张胆，并且合情合理的避税。

另外还有一件重大事项就是明朝海禁，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上防范日本的需要和经济上重商主义的考量杜绝贵金属外流，以及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在对外贸易上除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

这也就是海禁的由来，海禁的主要对象就是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此令于永乐年间伴随郑和航海，随着大明海防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禁令渐弛，最终曾告取消。但是，永乐年间，虽然开了海禁，却没有一个人拿出一个合理合规合法的章程来，告诉大家这海事该怎么做，该怎么贸易通商，该怎么征收税赋，这些，完全没有，以至于朱祁镇听到了罗亨信这位永乐年间就已经上班的老大臣地这番话之后，特别的无语。

一个国家，既然要进行海上贸易，居然连个章程都没拿出来，甚至于连个试行条例也没有，这也实在是显得太瞎扯淡了点。而且，至太宗亡故之后，海贸之事，自然更加地显得安静，或者说又仿佛被大明的官员们很默契地遗忘。

总之，每年，海贸所获得的税赋收入实在是少得有些可怜，以至于让那数位大明天子都不怎么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