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产生变化的是外交。杨应麒上任伊始便高唱议和，并迅速派遣使者前往建康，他的这个行动得到了东海商圈以及山东士林的大力支持，赵构和秦桧对此也充满了期待，一闻此讯，即戒边将谨慎从事，不得再妄开战端。

但这一年最后一个月里，当北朝的使者到达建康时赵构和秦桧才知道杨应麒抛过来的这个写着和平的馒头绝不好啃！此和约的内容，主要有三条：

第一，恢复岁供，数如前例，并补上汉宋战争期间南朝所“拖欠”的两年岁币。

第二，徐州归汉，宋军撤出开封府，以汴梁为共管之城，作南北通商之用。

第三，惩治射伤皇帝之将领，交出耶律余睹，搜寻失踪了的大汉皇子折允文。

这一次大战本是南朝获胜，但杨应麒提出来的这个条款却没有半分“求和”的味道，而全是“逼和”的气势！第一个条款也就罢了，但如今宋军气势如虹，这第二条、第三条赵构和秦桧如何敢答应？

就在建康朝廷议论未休之时，长江口忽然又出现了汉军水师的帆影，淮北也再次出现敌踪，大家这才发现北朝的军事布局原来变化得比外交行动还要快！大汉枢密院的帅令，比倡和之议更早到达边疆诸将的手中。在给西北、中原的命令中杨应麒要求他们积极防守，而给淮北、东海的命令却是步步紧逼。

这次的汉宋战争，折彦冲的打算本来是要以强破强，企图用一举摧毁岳飞部来达到震慑宋廷、促使其它宋军不战而降的结果，所以在布局方面是以中部为主、东西为辅，战略资源朝中部高度集中，在这个战略思想下东西两翼的长处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这时杨应麒却避强击弱，由王彦、种彦崧、徐文在中部抵挡岳飞，而命下将军陶宗宪率密州威远新军陆军部威胁下邳，消解徐州的压力，命下将军朱谨民率密州威远新军水师部南下会合北流求水师，威胁淮南沿岸，命下将军于会春率水军陆战部队南下，寻找登陆地点直接骚扰江南，用于进攻的战略资源都向东部倾斜。威远新军以前主要在日本、高丽行动，南征期间并未动用。杨应麒的这番调整，战略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要在战略上维持对宋的局部优势，而在政略上尽量压缩南宋的生存空间。

折彦冲受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军诸将帅都找不到方向，老于行伍者如王彦、赵立，也都只能临机应变地勉强维持局面，但杨应麒上位以后大汉的战略思想马上就明晰起来，将帅们的行动也因此变得灵活。

与北朝相反，南朝却陷入了君臣意志相左、将相互相牵制的混乱局面。建康朝廷三令五申不准空前强大的中路兵马妄起战端，而前线战士却因中枢不顾他们取得的胜利而对北朝委曲求全充满了愤怒。岳飞的参议官李若虚连上九道奏章，坚请中枢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勿要答应北朝的“无理”要求，否则恐会寒了全军将士的心。

这时宋军东路张俊连连失利，宋军中路将帅为了缓解东路的压力竟冒着寒风北进，以夜袭而一举占据了黄河北岸的内黄，其中一部突至大名府府城之外。张宪建议东进切断河北与山东的联系，会同韩世忠、张俊将山东汉军关门打狗，一旦取得了山东沿岸港口，汉军水师再要南下便得千里迂回，宋军甚至有可能将汉军水师限制在渤海之内，那样的话江南所受到的威胁便可解除，甚至可以进而谋取流求、南洋。岳云则建议以轻骑直取塘沽、燕京，摧毁汉廷中枢和四方的联系。虽然这两种建议最后都因主帅顾虑大局而作罢，但大汉却已因之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大名府并非第一次受到威胁，但以前威胁大名府的是在汉军面前屡战屡败的宗弼，而这次威胁大名府的却是刚刚击败了折彦冲的岳飞！所以形势虽然类似，但北朝军民所感受到的压力却截然不同！京畿诸公中较脆弱者甚至有亡国之忧。

太子折允武急召群臣商议大事，总议长欧阳适、相府诸宰与枢密院郭浩、马扩先至，杨应麒因往西山大营巡视一时未回，折允武先以京畿安危问诸大臣，韩昉便弹劾杨应麒鲁莽行事，认为既求与南宋修好便不当再起战端，否则只会让南北都陷入混乱。折允武目视欧阳适，欧阳适沉默，问杨朴，杨朴却道这等具体的军事问题当问枢密院，折允武便问郭浩、马扩，郭浩道：“岳飞来势虽猛，但后继之力必然不足。”

马扩道：“外间虽盛传岳飞要切断河北、山东，甚至要直接袭击京师、塘沽，但实则虚之，他既传出这等威胁，多半便无其事，只是要逼我们服软而已。”

折允武问：“二位对此论有多大把握？”

郭浩道：“按常理推断，应该如此。”

折允武皱眉不语，韩昉冷笑道：“常理！常理！若按常理，我军便不该有襄、邓之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