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元年《武备志》初刻本，因“多悖碍字句”被清禁，是时钱塘人汪允文删明本诸序言，又删节去茅元仪原作中的“东胡”等“不妥”之字，此版《武备志》，号“莲溪草堂本”，于清代广为流传，可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位自号十全老人的满清皇帝担心对朝庭心有不满的那些造反派人士得到此书之后，造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类的，让朝庭更加难以剿灭叛逆，所以，再次被禁，而且不管你是哪个版本的，一律全部禁毁，不得留存，否则，那就是心怀不轨，抄家灭门的祸事。

当第一时间得知到了这一消息的时候，梁鹏飞给气歪了鼻子，看看，多么官冕堂皇而又让人啼笑皆非的理由啊。

怪不得乾隆要修《四库全书》，就是要把文字狱搞的更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

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过）。

其余估计不少于一千万（记住，是10000000份）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满清《四库全书》中，全部遭到了删除和篡改。最令人发指的是，满清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汉民族进行诬蔑的目的。

如满清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根据梁鹏飞在将要穿越时空的前几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实际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七个杀字。这些杀字，显然是满清走狗文胡编出来的。

“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乾隆对此功绩，是如此洋洋得意地自许自夸道。

而后世的满清遗老遗少们一致地认为并且认可而且还赞扬，《四库全书》的编纂，无疑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啧啧啧，多么好听的字眼啊，让那些埋在坟墓里的枯骨都无法不感动于这些后人的赞扬与歌颂。

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甚至连看过这些禁书的，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一律获罪，最轻也是个流放三千里，重的话，抄家灭门、诛连九族，这就是满清对于记载着华夏文明传承的那些禁书的态度，只要是不适合他们心意的一切书籍，不管你是谈艺术还是谈诗歌，想禁就禁，想毁就毁。

残酷到令人发指的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

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

这就是清朝啊，那些在后世，在梁鹏飞所生活过的那个时空，捧着那些满清枯朽的趾骨伸出他们舌头猛舔的走狗们所宣称的康乾盛世，被那些辫子戏们迷们所吹捧出来的康熙大帝，乾隆大帝。（牢骚多了点，不过不吐不快。这都是还没吐完的删节版本……跟乾隆和康熙大帝学的。）

而令梁鹏飞意外的是，居然在南洋找到了此书，而且还是最初的明天启元年本，而现如今老梁家得以制造出水雷，此书可谓是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