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军队入城之后，纷纷直扑城中的主要建筑，比如大藏府（储存货物以及钱财的官邸，相当于现代的商务部）、兵库、守藏府（警备司令部）等等，而晋军则着急的控制禀丘城的六座城门。等到城中军队把持关键部位之后，由赵氏伤残老兵构成的卫戍警察部队敲着隆隆的腰鼓，按照晋国人那种特有的傲慢与不慌不忙的步伐进入城中，开始接管城中要害。

其余四国联军占据了关键部位之后，准备将这些关键部位搬迁一空，却发现城中执行了戒严令，四国联军的车马甚至不能走上街道，他们的转运计划因此落空。四国联军的主帅很愤怒，他们将消息传递出去，不一会儿，鲁国的执政季武子，齐国大司徒晏婴——这家伙现在升官了，成为齐国左右相国之下的国中第三人，而田无宇则接管了晏婴司寇的位置，成了齐国司法总监与警察总监。

卫国来的人是北宫陀，独有宋国，来的只是一位大夫，还特地姗姗来迟。

宋国现在财大气粗，宋国的执政、司城（首都卫戍军区司令）子罕，与左师向戎（国防部长）都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巴结好赵武，宋国才能得到呼风唤雨的机会。

如今的宋国国土变迁的厉害，他们割出了自己北方的少量国土，转而换取了位于南方的肥沃楚地，甚至获得了整个蔡国。而他们国境北方，目前正遭遇大旱。对于宋国来说，这些北方领地是贫瘠的，是处于强敌环伺之下的。但新获得的南方领地却处于晋国飞地、智氏直接封地的直接庇护之下。那里是雨水充足的沃土，稻谷一年两熟，甚至三熟。

跟南方的土地相比，北方的土地简直如同鸡肋一样，不值得留恋。所以，那些被乌馀占领的宋国领地，在宋国恶意的揣测下，已被当作讨好范氏的礼物，处于被放弃的地位。宋人也知道，即使这片领土重归宋国，没准宋国也要让出去，以便让赵武分赏给北方各个参战盟国，所以宋国虚应其事，派出作战的是一群农夫，拿锄头做武器，拿商队的货车当作战车，前来参与围攻乌馀。

等到乌馀被解决了，他们对这片领地也不热心。也许，纯粹是因为跟赵武太接近了，沾染上赵武那种“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习惯，才顺手占领禀丘城中的要害。现在听到晋国大夫的召唤，那位宋国大夫懒洋洋的，连铠甲都没有穿好，穿一身商人式的皮裘，赶来参加列国会商——宋国的猜测是对的！

等待当中，季武子与卫国的北宫陀最热切，前者眼巴巴的看着北宫陀，目光里满是怂恿。而后者得到支持，理直气壮的问：“我卫军已经抓获了乌馀的子孙，准备向伯国‘献俘’，如今街上已经戒严，这些俘虏怎么递交？”

北宫陀想说的其实不是俘虏移交的问题，他选择这个问题发难，是因为用这个理由作为开场白，属于“理顺”。

胥梁带竭力在模仿赵武，他那种慢悠悠的腔调让北宫陀抑制不住的愤怒——想当初，就是那位说话慢悠悠的人肢解了卫国，侵占了卫国四分之三的领土，天下人还齐声称赞那厮仁义……如果那厮仁义了，天底下还有没有公理存在？

胥梁带慢悠悠的说：“乌馀的子孙不是罪犯，‘常务’说了，‘法’是依据‘明文’建立的，法无明令则为行。我晋国法律，并没有规定一人犯罪，由整个家族来承担后果。所以乌馀之罪，罪只及本身，至于对他罪行的惩罚——不经审判，任何人不能定他人的罪。”

没错，“法无明令则为行”，这句话就是由叔向首创的，因为叔向首次提出这个观点，中国开始摆脱习惯法与自然法，开始走向“成文法”——而“成文法”标志着文明的诞生。一个社会“群落”，唯有拥有了成文法，才可以将其称为一个单独的“民族”，也就是说：打从叔向提出这一主张，“中华民族”正式在法律意义上诞生了，而叔向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四大法家”的法家鼻祖。

北宫陀急了，他不想跟晋国争论法律的细节：“乌馀之罪，罪在攻伐列国，晋国这是要庇护乌馀吗？我们盟国为晋国而流血战斗，获得的是这样的待遇吗？”

胥梁带躬了一下身，谦卑的向北宫陀行礼，依旧用那种细声细语，慢慢的向北宫陀解释：“我晋国有罪，纵容这样的大臣危害列国，但我晋国是有法律的国家，罪行不经审判，那就不是罪。

我胥梁带才能不足，为了压制禀丘城的反抗，为了不使这片土地再遭遇战火，不得不未经审判斩杀了乌馀，但这也是经过‘常务’许可的，此前‘常务’已经会同士师（大法官）通过缺席审判，判了乌馀的罪。但可惜，对于乌馀的家族以及其后代，却没有确定他们的罪状。

如今，诸位盟国觉得他们有罪，那么好吧，请列国各自书写诉状，递交到‘常务’以及士师手中，我晋国将秉持公正，审理他们的罪行，还各位盟国一个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