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为师身上那么多的优点，咋就没瞅见你学会，可是那些缺点，你倒是样样全玩得溜熟，孽障啊！”我冲天仰叹，很是无奈的心情。

“我父皇有言，这东西，与其说与儒学之学说大有冲突，倒不如说互有裨益，俊哥儿您以为呢？”边上的李治干笑了两声，看样子不想跟我继续在他人格品质的问题上再作纠缠，翻起了桌上的一本《天演论》装模作样地看了几个字之后抬头朝我问道。

我点了点头：“你爹不愧是我大唐的英明之主，这话说的一点儿也没错，其实，依为师之见……”

……

嗯，还真得提一提儒学，自那位董仲舒在汉武之时，吼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之后，使得儒学在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

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被董仲舒加以改造，将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进行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

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

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所取代。

而魏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前隋这一段时期，佛教思想开始兴盛了起来，甚至有超过玄学的势头，在士大夫们的思想修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到了大唐的时代，随着李家对道教的扶持以及到佛教的打压，还有这些年来对于宗教方面的严格控制，使得佛教对于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力越见衰弱。

而也就是从魏晋南北朝以后到目前为止，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朝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之类的著作，除整合和逐步统一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学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

洋洋散散向李治述说了我这些年来对于儒学客观的见解和结论之后，我作了总结性发言：“为师也知道，孔老大人，令狐大人等诸位儒师对小弟改讦之处，就是在于为师的《天演论》的学术基础是以老子之学说以引，认为天地不仁，万物以为刍狗，而与汉代儒师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之儒学发展的基础相违背。”

儒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但同时也局限了社会的发展，因为董仲舒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提出了神学化的人性论。他认为人受命于天，人性是从天得来的，他的人性论的政治目的是企图把封建阶级和等级制度看做都是出于天意或天道的，从受之天命的人性中，便决定了谁该做统治者，谁该做被统治者；谁应该高一等，谁应该低一等；谁应该受教育，谁不应该受教育。他认为这种天命、人性决定的封建秩序是不能改变的。

而我的《天演论》的学术基础却是以生物的本性为基础，提出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个赤裸裸的，让人不寒而栗的残酷现实。正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能适应环境或社会，就只能被环境或社会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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