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话虽如此，可国家终是需要文臣来治理的，且武将更重视的是战功，谁能打仗谁才是英雄，而不是你出身哪年武举，你是第几名；我出身哪年武举。我是第几名。

所以武举地地位不如文举。这是不容置疑的，也不是一道圣旨可以改变的。

而从历年的统计资料看。参加武举的人中，普通家庭出身的占大多数，参加文举的人中，却是庶族地主家庭出身的要多些。这很容易理解，毕竟在世人眼中，当兵扛枪是粗人干得活，虽然立功容易，可也太过危险。除了那些好奇叛逆的公子哥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仗着手脚粗壮，又练了些刀枪棍棒，便想着通过这个途径参军，搏个军功出来……至少不用从头做起了不是吗？

而文举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首先在这个年代，读书是一件很奢侈地事情……束脩贵、书本贵、笔墨贵、白纸更贵。保守估计，一个学子从入蒙地《三字经》，千字文开始，直到把四书五经读下来，共需要十年时间，这十年里一个壮劳力完全搭进去不说，仅各项花费便达到二百两银子，这是普通人家也不敢想象的，更别提连饭都吃不上地贫苦人家。

所以那些连饭都吃不上，还能考中状元郎的事迹多半属于励志故事，做不得真的。就算偶尔有之，也是破落料到的官宦子弟，本身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此一百个人里能有一个识字的就不错了。所以百姓对读书人有着天然的敬畏……别说你考上进士，就是个秀才都要让人肃然起敬的。

所以当士族地主的子弟垮掉后，庶族地主在大秦各色人等中，绝对属于有文化的那一类。因此毋庸置疑，在秦雷主导的公平科举中，他们考中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士族和平民。

这就是秦雷对士大夫的倾斜……而不是士族。在他的构想中，庶族地主将成为新兴的士大夫，挤占掉原先士族的位置。

至于那些被撵出权力圈子的士族，秦雷有第六条‘兴工商’和第七条‘畅交通’伺候。兴工商便是鼓励工商。这可能是全部变法中最叛逆地一个，因此历朝历代都把商人看成是乱国之人，认为他们囤积居奇，扰乱当地经济秩序，且唯利是图，与道义社会显得格格不入。

但秦雷要说他们是放屁，没有商人的买卖转运。那荆州府的稻米就到不了洛阳城，巴蜀地中的井盐也到不了中都城。那全国各地的农民兄弟就只能自己生产了自己用。华夏经济也要倒退千年。

至于如何对付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这样的行为，秦雷早在第四条平物价上有了详细的阐述，在此不必赘述。

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秦雷还是认为瑕不掩瑜，他觉着商人的地位应该更高，因为他们是社会生产生活地加速器。有了他们，生产者才能尽快的卖掉所产的货物。缩短生产循环周期，而消费者也能及时的获得所需的产品，大大刺激了消费。所以把商业搞上去了，其他的行当都会被注入一阵强心剂，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

秦雷十分清楚，国无农不立、无商不富，因此在确立农本地位地同时，他也不忘发展工商业。具体举措有三条：第一。取消全国州府及以下地方设卡收税的权力，一批货物在省内流转，仅需交一笔商业税即可，之后只要不出省，便不会再征税，体现税不重征的原则。第二。降低税率，把原先五征一的商业税降低为十五课一；第三，取消对商人的一切不合理限制，明确其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

为了刺激工商，他又提出了第七条‘畅交通’，有句俗话道：‘要想富先修路’，有了宽敞平坦的马路，交通就会便利，就不愁生产出来东西运不出去，就不愁东奔西走。就会大大降低商人们的成本。可谓是如虎添翼。

而且有了四通八达的宽敞道路，可以显著拉近城与城、府与府之间地距离。有利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有利于国家安全，所以秦雷将通畅交通放在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但这些事情他当然不会亲自去做，而是将会采用复兴衙门的方式，在全国各省组建类似的机构，同样是皇室，官府、豪族三方合营，同样是豪族贡献巨额财富，官府大开方面之门，秦雷为其提供庇护的模式，将辖区内地工商业，交通业全部交与其打理，收益也按照既定的比例，皇家拿两成，朝廷拿四成，豪族拿四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