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笑了：“三百万贯，你出的起。记住，遇难的家属我要挨个访查，旦有抚恤不利的，我再找你算账。”

仰充汗流满面的说：“三百万贯，这许多年赚的钱都要倒出去，天呐，家底赔光了，家底赔光了。”

仰充说完这话，不流汗了，他眼中满是绝望的神情，眼珠四处转着，似乎在寻找着救命的稻草。赵兴望着周围惊慌的人群，忽然想起一事，他带着追悔的神情说：“应急措施，我们该训练女工们懂得应急措施，天呐，这是我的失误，我怎么把这个忘了。”

赵兴想说的是“妇女的职责”。古代也把这种妇女职责称之为“女德”。

宋代经济发展，文化普及，社会开放程度较高，随之而来的方方面面的竞争亦日趋激烈。与之相应，家族中的管理职责日益繁重，担任管理事务的主要角色之作用日形突出。而士人家族的经济来源决定男性是家族中的核心。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家族中的主要男性成员，或在外仕宦、或居家治学，难以经常管理产业、照应族群。

为了顺应这种变化，宋承唐制，家庭主妇因而成为家族内部大量事务的实际主持者。这就是宋人说的：“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基于这种情况，宋朝女德要求女子懂数学，会管账，会经营家族企业，会维持家族内的现存秩序——即“纲纪门户”。

司马光说，“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宋代士人传颂的取妻标准是：“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致破荡家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

宋代此类杰出女性比比皆是，比如苏轼之母程氏。王安石也曾称道他的妹妹、比部郎中张奎的妻子王氏“为妇而妇，为妻而妻，为母而母，为姑而姑，皆可誉叹”。

正因为宋代这种对女德的要求，才出现了梅三娘等以打工挣钱，养家糊口，而后招婿在家中，以继承家业这样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出现了类似做妾当作打工，挣下一份家业，而后嫁做良家妇的特殊现象。

而中国之外的“女德”，与中国式“女德”不同；非中国式女德要求家庭主妇既要是一位敬业的家务工作者，还要是一位护士，懂得简单的护理知识，还要知道各种救灾避险知识；同时还应是一位心理治疗师，能够治疗一些心理疾病等等。

远在中国甲骨文时代，城邦时期的希腊是这样要求妇女的——“当丈夫劳苦归来时，用一颗感激、充满敬业而且专一的心来回报他；当丈夫生病时，她应该知道怎么照顾；当灾难发生时，她知道如何引领自己的孩子规避危险……”

宋以后，对女子道德的要求是——女子无才便是德。

纱厂里的女工都是一群符合宋代“女德”的可怜女人，她们出来挣钱打工，以养活男人，抚育儿女。所以赵兴要求仰充抚恤从厚。然而，纱厂毕竟是杭州的一项支柱产业，纺纱业受到重创，杭州的赋税就要受到影响，所以赵兴在逼迫完仰充后，转而给他寻找理由，寻找政府介入的机会。

这就涉及到了两种“女德”的要求。身为一个女人，按非中国标准，她应该懂得灾后避险，以及简单救护知识，这也就是西方电影上经常出现的场面——拉出一群家庭妇女，她们个个都是合格的护士，立刻可以救护伤兵。

“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既然让女娘走入了工厂，她们就应该学会一些男人应该知道的东西，这是官府的失误，我们官府以前没有教导女娘们学会如何规避风险……”赵兴沉思的说。

仰充像是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浮木，他眼巴巴的望着赵兴，可怜兮兮的问：“太尉大人，您的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