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钱去哪里了，我知道王荆公变法的目的是什么，我只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清楚变法的钱到了哪里：吕惠卿变法前家产多少，有数据可查；变法之后他家中的田地增加了几万亩，这也有数据可查；变法后的情况是百姓失地，我大宋田赋减少，偏偏吕惠卿在期间购地添地，这难道不说明他‘变法’的目的？

吕惠卿是个例吗？……我们先不说这位持续高举王荆公变法大旗的得意门生吕惠卿吧。就说王荆公本人。人都说王荆公立身很正直，可是，这个‘正直’的概念却是一个省略的真相，因为王荆公的‘正直’不包含他的儿子王雱，不包含他的追随者，不包含他的学生门人亲戚。

譬如王雱，借助父亲的权势拉党结派，玩弄权势，王荆公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要不知道，他儿子从哪里获得的支持？”

搁现在的话说，王雱就是一位太子党首领，他父亲在台上高喊反腐倡廉，但却支持儿子批条子、走后门、收受黑钱、卖官揽权、违法乱纪，外加支持徒子徒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宣传上把这样的父亲称之为“立身唯正”，把这样的“导师”树立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予以崇敬……

宋代没有“太子党”这个说法，赵兴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词，但他的意思到了。

韩忠彦听了赵兴的话，兴奋的浑身发抖，赵兴这番话等于揭开了王安石的伪君子面目，韩忠彦跺着脚赞赏：“奸臣，大奸臣！苏子由（苏辙）拿王安石类比王莽，不多不少，恰好合适。‘变法变法’，原来是对百姓‘变戏法’，把百姓的财产变没了，国家却没因此获利，因为钱都‘变’到那些贪官的口袋里。

臣弹劾曾布，此大奸同党，昔日一味讨好奸臣王安石，祸国殃民，不除之无以振社稷，不除之无以振民心，请官家圣裁。”

曾布汗林雨下，无话可说。

曾布读的圣贤书多，要是跟他拿圣贤书做道理进行辩论，曾布可以说的一套一套，令人哑口无言，但赵兴却是一个提倡“凡物都可度量”的人，他喜欢用数字说话，用数字对政策进行度量。在他的那一连串数据下，曾经的新党曾布无话可说，他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够否定这些数据，毕竟这些数据都是新党记录下来的。

想当初，新党记录的财富总额的增长，却唯独忘了细细分析具体项目的增减，赵兴从田税入手，细细一分析，揭开了变法的真面目。

但赵兴的话还没完，他接着说：“陛下刚才说要重新审视绍圣事迹——没错，变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各种新法当中，有些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免役法，家师（苏轼）曾经赞赏过免役法。然而，任何好的政策都要靠人来执行，想依靠一群贪官执行一个好政策，那是向亡国的道路上末路狂奔。

想当年，王荆公在朝堂上站稳脚跟了，有人马上恭维变法，有人马上颂扬变法，但他们恭维变法颂扬变法，其实是在颂扬‘有权力者’，这和变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在颂扬的时候，刻意忽视了变法前后的税赋差别，他们只赞扬王荆公变法‘使民不加赋而财用足’，根本不管‘民确实加赋了’，而‘财用依然不足’的事实。

因此，陛下若要重新考虑‘变法’，朝堂上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必须存在反对派——陛下，王荆公讲究‘三不畏’：不畏天地祖宗，不畏百姓，不畏王法，这样的一群党徒，我们靠什么来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贪污受贿，不祸国殃民？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能让他们畏惧，使他们知道贪腐腐败适可而止——没有反对派，可能吗？”

小皇帝脸色不好看，他刚提了一个话头，就被赵兴硬邦邦的顶回来了。

这要搁明清时代，得胜回朝的将领敢如此顶撞皇帝，那就是跋扈，是“大不敬”，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但这是宋代，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有意见，指着皇帝鼻子骂，甚至将吐沫喷到皇帝脸上，皇帝（仁宗）只能干咽气。

小皇帝在那里暗自喘气，赵兴稍作停顿又说：“陛下，为君之道在于平衡——平衡各方面的声音，平衡各方面的权力。为此，‘独相’不可取，昔日王荆公如此，甚至要求陛下设立专门机构架空三省六部——他只差一步就是王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