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没有解释他的火器与朝廷火器的区别，他表情很谦逊，很老实的回答：“王大人客套了，本官自从领兵以来，百战百胜，唯独在辽国打了一个平手，说起来是本官能力不足，当不起王大人的夸奖。”

赵兴这话貌似谦逊到了极致，但骨子里也是骄傲到了极致。

王师儒嘲笑苏轼喜欢摆弄秧马、龙骨水车、显影液等等“奇技淫巧”，嘲笑宋军装神弄鬼隐藏火器威力。赵兴则“谦逊”的表示：自己自从领兵上阵以来，所向无敌，与他交手过的人不是灭国，就是被他折腾的叫苦连天，但他在黄河岸上“偶然”遭到了辽国正规军的“国家抢劫”，“仓促”之下草草应战……

然而，在这种难以想象的险境下，赵兴却以一支建制不完整的军队，外加几名家丁家将，挡住了辽国数量超出一倍的骑兵，在整个战斗中，他先是展示了阵地战手法，而后又展现了野战、反击战，攻城战。

他所谓的打个平手，是反过来打劫了辽国一个县城，并把这一个县城的百姓都迁往黄河入海口。

这样的战争，对方认为是个平手之战！

这话听的王师儒直想吐，他冷汗淋漓，带着难以置信的目光，似乎无法想象赵兴的无耻，颤颤巍巍的问：“赵大人，以三千散兵游勇，抵御我信安军、崇义军、广顺军三军精锐，相持不下——还以为这是不胜不负，那么，大人想象中的胜利是什么？”

蒋之奇觉得很得意，曹煜张敦礼偷笑。帅范笑得很恶心。蒋之奇看到赵兴调转头，一副“我不告诉你”的模样，他强拉着王师儒岔开话题：“王大人，我初来辽国时，原想不到辽国也有‘师儒’之人，只是辽国的经义解释与我大宋不同……

王大人，我们再讨论一下，你刚才说‘广东妖’，广东之妖，莫过于提倡‘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我以为，圣人之学包罗万象，广东虽然有胡乱解释圣人之学的嫌疑，但有一句话我深以为然——文明的力量在于创造，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体现文明进步，否则，就是野蛮与蒙昧。王大人，你以为这个说法如何？”

蒋之奇这个说法实际上在鄙视辽国，因为赵兴在冬至日的三篇讲话中，其中一篇隐隐约约提到：草原游牧民族以破坏与抢劫为主，他们以为“破坏与抢劫”就是文明，而他们的知识总是一代传一代，就像是飞禽走兽那样，将知识“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只有退化没有进化。

赵兴在冬至日“释菜先师”演讲中，对于“破坏者”以及亦步亦规的“学习者”给予了极大的鄙视，他认为草原落后民族进入中原，就是一群蝗虫，他们是来学习的，学习中原文明的文化。然而，在他们没有学会“创造”之前，他们禁止别人“创造”，并把这个当作传统，谁胆敢进行创造，就是触犯了他们的大忌，他们会聚集起来谩骂对方说“违反传统”——当然，在这里他们采用省略大法，真正想说的是“违反了草原民族一贯破坏不建设的传统”，简称“违反传统”。

他们不允许任何革新与改造——这就是赵兴所说的“自己要当禽兽，还不允许别人不做禽兽”。

赵兴的新儒学观念在大宋提出的时候，曾引起轩然大波。最初，读书人对广南“指射之地”兴起的学术不屑一顾，但朝廷大臣对这片“国家财赋根本”是极度重视的，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章惇在任期间，极力压制反对意见，淡化广南学术的影响，借助新党排斥异己的残酷手段，当时，整个大宋境内无人敢跳出来攻击。

然而，任谁都没有想到这种学术的强大生命力。大宋刚好处于商业文明的十字路口，在这个时候，与商业文明配套的理论却一片空白。赵兴的新理论披着儒学的壳，谈得是文人最感兴趣的“立身立德立言”，并很具体的讲出了做法——这恰好填补了商业理论的空白。

随着广南商贸的发展，这一理论迅速传播至全国各地。不过，目前似乎有点“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兆头，对苏轼最崇拜的高丽与倭国获得这一理论如获珍宝，奉行不误。而大宋内部的文人学子则根据自己个人喜好，暗自对赵兴的主张做出评价——有辱骂者，也有立即身体力行，开始通过耕读、经商“立身”。

但这套理论中，无论何人，都对赵兴辱骂夷狄的言论深表赞同，一副“我心戚戚焉”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