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摸着下巴：“扬州，倒是个不错的地方，人都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可我的磨堪（资历）还不够做知州吧，与其到扬州跟一个不合心意的主官做下手，还不如待在家里看小妾生孩子。”

细细一数，赵兴这几年的政绩，那是一份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单。大宋努力了近二百年，全国才能凑出三万匹战马，他在密州混了一年多，前后给密州搞到的战马有两万多匹，而且这种状况还在继续。如今密州与辽国的马匹皮毛贸易越做越大，几乎每年都有上万匹战马被运回大宋。

战马贸易只是他在密州的一项功劳，算起来他还安置了密州团练十八个指挥的士兵，设立了密州石料厂，石膏厂、纺织厂，及毛皮加工业，使得密州从一个穷困的防御州，一跃而成山东纳税大户……

在杭州这几年，他的功绩也没说的，借着整修道路的功夫，赵兴将杭州的基层政权组织重新编制了一遍。这两样事现在已经显露出功效，长远看更是了不得。

道路在人类文明史上被称为“国家锁链”，路修到哪，那片地区将会牢牢的绑在政权上，杭州道路整修完善，也意味着当地政府的执政能力大大上升，原先将一条政令传递到最偏僻的乡村，估计要一个月的时间，而现在也就是一两天而已。

而基层里县乡镇的重建与完善，表面上看这种行为加强了赵兴家族对杭州的控制力，也使杭州官员更便于掌控百姓，比如征税等政府行为的执行更加快速有力，但更深层的意义，现在还没有显露出来。

伴随着行政效率的提高，杭州的市易量也节节攀高，半年的市易税已经收了过去一年半的额度，而且看情形，这种上升趋势远没有停止。

这些功绩明摆在那，赵兴虽然不愿意居功，把这一切都归之于苏轼，但苏轼心里清楚，这一年来，他不断的给赵兴上报，要求吏部给赵兴升官，皇宫里的高太后对苏轼有求必应，大多数时候，苏轼连赵兴的具体功劳都没叙述，只递上个奏章要求给赵兴加官，吏部从没有驳回过苏轼的这种近乎于荒诞的请求。

这一年，赵兴的阶官从第三十七阶的迪功郎上升到第23阶、从七品的承议郎，职官升任正七品的宝文阁学士。他的差遣官虽然没变，还是八品通判，但这差遣已低于职官与阶官，等同于升了一品。

县令也就是八品左右，只有赤县令才是正七品，赵兴现在的官品，区区一个县令已经是以高就低，所以他才说不愿当县令。

但苏轼另有想法，他没有回答赵兴的话，只是得意的笑着，指点着秦观说：“这次，少游随我一块入京，大概要入翰林院，炎师也同去，如此一来，离人倒少一个帮手，熟悉官场送应的帮手，我给你推荐几人吧……”

苏轼就是这样一个肚子有话憋不住的人，人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赵兴的任命还没下来，他已经筹划着担任新官后的作为——嚣张，也不能如此嚣张吧。

赵兴看着面色不欲的毛滂，插嘴打断苏轼的话：“老师，毛泽民担任法曹也满一届了，是不是也该挪挪位置？”

毛滂字泽民，他只是个正九品的法曹，这样的小官往上升迁，所需要花的时间比赵兴这样通过科举出生的人更艰难。所以，对赵兴的询问苏东坡面现为难之色，毛滂倒是丝毫不觉为难，他顺着赵兴的话，赶紧往前凑近了：“吾平生也无太高的奢求，求一县令足以。最好就在离人任职的左近，以便公务闲暇，与离人唱酬一番。”

毛滂新编《西厢记》，借秦观的大名声，他也算狠狠出了一把名，如今在诗词界也算个小有名气的词人了。但他还想更进一步，借助赵兴的资源，再好好翻新几部戏曲，奠定自己在戏曲界独一无二的地位。

有了这种想法，毛滂认为如果任职的地区与赵兴相邻，那他就能在公务之余窜来赵兴家，既能享受赵兴的美食，也能从赵兴这里获取新鲜观点，激发灵感。

这种要求对别人可能算是过分，然而苏轼是个不善于拒绝的人，他沉思片刻，点点头，答：“既如此，我还要想想办法……对了，我刚才说到哪，说到给你推荐几名随从，离人啊，你可要见见我推荐的这几名，其一名单锷，字季隐，嘉祜进士，其人不愿意做官，三十年来往于太湖，考察太湖水利，写成一本书，提出了对太湖水系的疏浚方法，离人以后若为一县一州主官，不能不用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