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又沉默了片刻，才开口：“为师打算就‘新法’写几个调整，你看……”

赵兴突兀的插入：“不如归去！”

苏轼听了一愣，被赵兴看穿了心事，他没有掩饰，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朝堂上……”

苏轼想说的是朝堂上“斗争”气氛越来越浓，新党旧党为了各自的主张——不，他们不是为了各自的主张而斗争，纯粹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党派立场而斗争。

王安石在变法的时候，有人对新法的许多主张提出质疑，皇帝也为某些质疑而疑惑，他询问王安石如何处理，王安石根本没打算依据反对意见，对自己的变法主张进行拾遗补缺，他直接询问皇上：“把他们的名单告诉我。”

于是，大迫害开始了。

王安石在这里引进的是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斗争哲学。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包容和中庸，宋朝是君子政治，王安石提倡的斗争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大的排它性。如果说“崖山之后”是中华文明衰落的开始，那么，自“安石之后”，中华文明的政治传统基本上已经断裂。

身为中国斗争学派的鼻祖，自王安石之后，政坛交锋不再是为了利国利民，而是为了斗争，为了在斗争中获得唯一奴隶主——皇帝的更大宠爱，以此攫取更大的权利。

争宠，才是斗争的终极目标！

赵兴不由想到一则宋代笑话。传说：杭州有一个地方的乡村教师给学童们讲《论语》，把其中的“郁郁乎文哉”念成了“都都平丈我”，这些小学生便牢记心上认为这是正确的。等到一个老学者前去纠正谬误，告诉学生们应该念“郁郁乎文哉”时，反倒把学生吓跑了。

“都都平丈我”——宋人笑他而不知道它的含义，赵兴这个现代人有资格笑吗？

在斗争哲学中长大的一代政客，已经完全陷入了报复与反报复的兴趣中，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告诉他们人与人之间不该斗争，应该有事说事，讨论、妥协、达成共识……他们会怎样？

他们的世界观崩溃了！

他们会怀疑你在诈骗他们放下武器——而事实往往是这样。

军器监案的爆发是个导火索，这意味着新党人员的报复开始了，刚开始还能就事论事，后来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处身在党派争斗的苏轼里外不是人，因为他虽是被新党迫害的人员，但他并不赞成全盘否定新党的变法，而是要求对其中一些变法方案进行甄别对待。

这让他像一个蝙蝠一样，无论在鸟类兽类里头，都不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