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准确的说法，三皇五帝太过久远，就是石坚穿越前，也没有办法考证确有其人。真正有历史记载的还要从周厉王国人暴动时开始，也就是说伏羲与周文王修《易经》这说法，都不一定准确。

而现在留传下来的《易经》，则是孔子晚年时修订的。史记这件事用了四个字述而不作，也就是去芜存精，史学家对此十分称赞。孔子自己也说过此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第七》）意思是我崇尚古圣贤的道德文章、精神追求，这种做法我自以为与老彭相似吧。

这段时间里孔子不但是修订《周易》，还有其他几本书：《诗经》、《尚书》、《乐》、《周礼》、《春秋》。这六本书也就是前人所说的六经，只是后来让朱熹一改成了四书五经，去《乐》，增加了《论语》、《孟子》，又从《周礼》中编订出〈礼记〉，从中抽出两篇，成了单本〈中庸〉、〈大学〉。

对于这几本书孔子的态度也不一。对于〈诗〉〈书〉，孔子大量删减。因为〈诗〉是从民间流传下来的，有许多俚语俗歌，而〈书〉因为年代久远，有许多也是后人编篡伪造的。所以让孔子大量删节掉了。而《礼》《乐》因为时间推移，标准不一。所以孔子重新制订。〈春秋〉态度又不一样，因为基本上是同代人书写，孔子只是修订了一下。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赞《周易》，弘“教育”，大功告成而欣然离世。

但尽管孔子自己与别人皆说，他修六经述而不作，可经过孔子这么一弄，六经的含义就彻底发生了变化。最通俗的一个例子，不要说文言文中，增减一个字，就是一个标点符号，含义都是两样。

经孔子这一修订，〈春秋〉成了讲礼的圣书。至于〈诗〉、〈书〉、〈乐〉、〈礼〉更不用说了。而〈易经〉孔子更是贯通了自己的一些注释，比如每一爻下面的注解，基本上大多数是孔夫子自己的观点。

对于孔夫子对中国文化上的贡献，石坚不敢否定。但六经基本上偏离了原作者的本义。可〈易经〉究竟是谁写的，无法断定，也许是中国人对事物的客观认识，然后流传下来，再经过许多人改善，才流传到孔子手上，也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大成。可这件事在没有得到准确的考古证据，都无法断言。

当然，石坚不会冒然说〈易经〉不是伏羲与文王所写，尽管他也用了一些暧昧的语言，说了上古之事，因为遥远不可信。

石坚也赞扬了孔子的态度与言论。这也是他的本心，不佩服不行，想想孔夫子在春秋时修六经的那么环境与条件，简直就象石坚前世可怜的阿富汗人打败了强大的美国军队那样困难。但石坚说了，孔夫子修〈易经〉时，讲的是仁礼，我修〈易经〉，讲的是天地发展以及平衡之道。两者互不相干，互作补充，就象棉花一样，你用来织布，我用来做棉被。以此来让现在的读书人接受。

还别说，石坚的这种言论，确实是大多数人接受的原因，可还有许多老儒心理失了态了。什么！你竟然想与孔子平起平坐，并且言语当中还带着质疑的态度！修到最后，连博文馆里有一些大儒都开始出现反对声音了。

石坚抹了一把汗，心说我这不是冤枉吗？对孔子我也是持的慎重态度，而且多次赞扬。只是时代在变化，我改进了一些想法而己。为什么朱熹的思想就有那么多人接受呢？

他这回都忘记了，当初朱熹也让韩批得体无完肤。只是老韩被杨皇后与奸相史弥远杀害后，托史的洪福，这种思想才开始成为正统的。到了后来，随着明清王朝的君主集权加强，与对人民的奴化，这种思想正式得到发扬光大。这都好几百年的事。石坚想一下得到所有人的承认，那有那么容易。

〈易经〉修订完了，朝野上下吵得不可开肴。还好，那天的异象帮了石坚的忙，否则石坚都有可能迫于压力，将修书的计划夭折了。

既然吵就吵个够吧。石坚无所谓，不过有些人在批评中确实提了许多好的建议。石坚派博文馆中编书的人一一收集。现在只是一个草本，等到定本时必须更好的完善它。

因此这段时间，石坚反而开始休息了。连他本来想修订另一本书，鹂道元的〈水经注〉都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