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侧利用破碎帐篷拼凑起来的矮桌上放着的针线是前不久出现在这个临时驻地里的战地记者友情赠送的。他利用这些针线救回来了两个开膛破肚的人，而这两个人又在不久后的袭击中重新回归上帝的怀抱。

柳生当时忍不住想，他的坚持，真的有意义吗？

但是现在他不会想这些。

他只会把这原本用在缝纫上的普通缝纫针和仅剩下一小卷的棉线，用在被送来他“临时手术室”的伤员身上。

他能做的只有这个了——切掉伤口的腐肉，用尽各种办法（甚至一些是他读书时嗤之以鼻的民间偏方）止血，然后撒一点草药，最后缝合。

剩下的听从上帝的安排。

能够消炎的抗生素是很宝贵的，用一点少一点，不是开膛破肚缺胳膊断腿，是不会用的。

但柳生不信上帝。

他是个叛逆的人。

虽然外表完全看不出来。

他没有信仰，认为是物质成就了意识。

他厌烦所谓的“精英生活”，于是在告知家里准备申请医学博士学位后先向学校申请了gap year，又申请了非洲医疗援助的名额。当然，他只能走志愿者渠道而不是正规医院的医疗援助。但也只有志愿者会涉及最危险的区域，甚至只要以“理想”为名，可以走到理论上距离炮火最近的位置。

于是现在他站在这里。

太阳完全从地平线上跳出来时，这一轮的轰炸结束了。

柳生近乎失聪，耳鸣时轻时重，但还好没有流血，只要休息几个小时就能恢复。

他终于有时间擦一擦汗。

同来这个驻地的另一个志愿者从帐篷外走了进来：“柳生君，储备的草药还够吗？”

柳生看了一眼他救了一晚上的重伤员。

他听不太清楚志愿者的声音，但看着口型（这位先生大概也是用“吼”的分贝在讲话了，轰炸能使所有人失聪）便能猜到志愿者的意思。

他指了指旁边的筐，摇了摇头。

那个志愿者了然地转身走了出去。

柳生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阳光的斜角几乎要蔓延到他的脚下。

然后一个声音从门口传了过来，像是拨开了捂着他耳朵的厚重的布帘一样，清晰地钻进他的耳蜗。

“柳生。”

柳生看到了将重伤员送到他帐篷里的人。

反抗军的军装，太过显眼的银发，和看起来被保护的很好的相机。

你的针线的人情，我还了。

他本来想这么说的。

但他的喉咙违背了他的意志。

他紧皱的眉不知不觉舒展开了，在面前这个背着光的人不合时宜的微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