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几位年轻主人公就是生在这种“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时代，多少年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这个家国面临存亡危机的时刻去逃避。即使家族和国家留给他们的都是苦难的回忆，家族里的夏楚加身、家法凌辱，国家里哀鸿遍野、焦土硝烟的现实，都是令人窒息的，人如同在苦海里挣扎不到岸。
但是，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黄皮肤黑眼睛的血脉桎梏，以及因之而来的沉重责任。于是在家族危亡、外侮压境的时刻，他们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所以杨小七甘受家法折磨回来解龙城之危，杨汉辰一肩担起家族与龙城的责任，胡子卿（原型张学良）也回到东北军的帐下，他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来扮演他们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应该扮演的角色。
但是，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黄皮肤黑眼睛的血脉桎梏，以及因之而来的沉重责任。于是在家族危亡、外侮压境的时刻，他们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所以杨小七甘受家法折磨回来解龙城之危，杨汉辰一肩担起家族与龙城的责任，胡子卿（原型张学良）也回到东北军的帐下，他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来扮演他们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应该扮演的角色。
因为戏份重，责任大，所以一切对他们的苛责过甚、严酷到不近人情的家法锤炼就都有了几分附丽的依据。除非有一天，四海升平，海清河晏，人人过上平静的日子，再没有生死存亡的争斗，那时候怕就没了这么多血泪，也就没了这么些莫名其妙的责任。但是在此刻，身为长子的责任，家国的期望，从小接受的教育，终于限制了一代贵族子弟内心深处付出一切也想要去追寻的梦想。
而在这个舞台上，他们作为家族长子、国家顶梁柱，注定都是要去唱压轴的“角儿”，要是唱砸了，那就倒台了。用胡子卿的话说，他们注定“被人生生扯了桅杆做成了大船上的帆，被无端的挂到高高的桅杆上，若生来是块儿寻常的布，给人做衣裳，绷不住劲儿，顶多漏个窟窿不好看，补补也无大碍；若是做了船上的风帆，绷不住劲儿扯了，就是船毁人亡的大事。再若赶上个大风大浪的光景，怕是全船人的性命和整条船都要毁在这帆上。”
因为戏份重，责任大，所以一切对他们的苛责过甚、严酷到不近人情的家法锤炼就都有了几分附丽的依据。除非有一天，四海升平，海清河晏，人人过上平静的日子，再没有生死存亡的争斗，那时候怕就没了这么多血泪，也就没了这么些莫名其妙的责任。但是在此刻，身为长子的责任，家国的期望，从小接受的教育，终于限制了一代贵族子弟内心深处付出一切也想要去追寻的梦想。
他们并非没有接触过新鲜的理论，杨小七曾经留学美国，胡子卿从小混迹于基督教会，杨汉辰偷偷读过《新青年》等进步杂志，而杨汉威更是看过各种“赤色”资料，但正如杨小七所言：他们仿佛站在一扇门中，放眼外面的世界，明明知道美好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甚至也知道该如何去做，但脚步却始终无法迈出那道门槛。身份和多少年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在两种思想的夹缝中无望挣扎，成为一代悲剧人物。
所以身为军阀世家子弟的小七虽然暗中帮助孙文的南方政府，但终究不会背叛杨家，子卿虽然为抗日大业计发动“西安事变”，却又自甘以半生自由去赎背叛之罪，而汉辰虽然在龙城战役中与“赤党”密切合作、宁可自刺双目也不愿打内战，但却在何长官退守台湾之时毅然跟随，他们都放弃了“良禽择木”的机会。因为对他们来说，自古英雄如美人，也是要讲忠贞的，这同“自由”、“民主”无关。
说是悲剧人物，但却也是一众形象鲜明的英雄人物。杨小七、杨汉辰、杨汉威、胡子卿，虽然不完美，却每一个都极具风采，分不出更喜欢哪一个。《代人受过》一开始，懂事可爱的小弟汉威就深得所有读者的喜爱，而古板残暴的大哥汉辰则几乎被唾沫星子淹没，随着历史的画卷渐渐展开，汉辰极具男子汉坚毅隐忍气概的古典风采竟越来越夺目，最后的结局更赚尽无数眼泪；
对胡子卿的写法同样采用了“先抑后扬”的方式，以懦弱窝囊的败军之将形象出场，以大仁大勇的英雄形象灿烂毁灭，以历史人物为原型既尊重了历史事实又具有独特的个人化阐释，令人印象深刻；杨小七，在《代》文中以背景出现，寥寥数笔给人无限倾慕与遐想，及至《天下》一文，从虚走向实，打破完美，却更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更加鲜活的小七叔。
个个都是英雄，却又个性迥异，不觉念及小说的文眼“天上每颗流星都是世上的一位英雄，这些流星会随了英雄的生命陨落，然后落到一个不易寻到的地方变成一座座山峰，所有现在很多的奇峰，都是历代的英雄陨落变成的。”还有文末引明代黄星周的一首竹枝词：“山川不改仗英雄，浩气能排岱麓松。岳少保同于少保，南高峰对北高峰。”更是点明了小说立足的英雄观。
至于要彻底冲出家族桎梏，则恐怕只有等到小亮儿一代了。此外便是秋月，黄秋月这个角色很有意思，作为汉辰的初恋爱人，在《代人受过》中只有寥寥几笔，到了前传的《天下风雷》，却是千人盼中出场，万人骂中退场，我认为作者应是刻意为之。其实黄秋月是当代意义上完全的正面形象，如果以新文学的角度不啻就是另一个“青春之歌”。
她和小亮一起代表了与小说中诸位男主角都不一样的“新道路”，他们同样地爱国，却没有或不愿背负家族沉重的负担与责任，因此他们有机会追求个人的自由和理想，并决然与家族血脉等私密亲情决裂。
这种决然和“无情”代表了另一种爱国的伦理，只是这种伦理与小说本身立足的儒家基础在情感上格格不入，尤其是两人对汉辰的感情“背叛”，使得偏爱汉辰的读者在面对亮儿的决裂信和黄英的一声“同志”时，如同汉威一样不自觉地感到了一阵寒心。
作者自言，写作此文曾经受到《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启发和影响，而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有一段话如此说：“军阀是形形色色品流混杂的人物，其个人品格和所实行的政策，一般的概括也难以避免许多例外。在袁世凯死后的两三年间，一时的风云人物都是原来清军的高级将领，一般都能恪守儒家的社会准则……
……大多数军阀是守旧的，和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很协调的。自相矛盾的是，他们所促成的不统一和混乱却为思想的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之盛极一时。”从这里可以感觉到，小说中作为军阀少帅的贵族子弟，他们是夹缝中的最后一代，是儒家文化中“家国天下”最后一代的“孝子忠臣”。而到了冲破家族桎梏的一代，便是有国而无家，或可说是，从此便只有国家而不知有家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