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8年二月，汉灵帝封光禄勋袁滂为司徒，袁家于是有了第5位三公。不久后，灵帝又发明了两项新制度，即著名的“卖官鬻爵”和设立“鸿都门学”。

卖官鬻爵无疑是官场上最令人痛恨的制度之一。说来奇怪，这项制度其实有着相当辉煌的历史。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杰出的政治家商鞅最先将这种制度从魏国引进秦国，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商鞅先设爵位20等，又在新法中规定，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只要向国家捐粮，就可以当官和获得爵位，即所谓“使民以粟出官爵”。按照商鞅的新法，百姓出50石粮食就可以想当官，名为“粟爵粟任”。此后，秦孝公等秦朝国君大力推行此法，国富兵强，终于并吞六国，统一中华。汉依秦律，汉文帝听从晁错的意见，对爵位明码标价，规定捐600石粮食的封爵为上造，捐4000石粮食的封爵为五大夫，捐12000石粮食的封爵为大庶长。汉武帝统治后期国库空虚，治粟都尉桑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汉桓帝为了解决汉羌战争军费紧张的问题，也曾出售“关内侯”这个没有封地和权力的名誉贵族头衔，要价5000匹绢。可见，许多成功的帝王都致力于卖官鬻爵。只是当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市场对金属货币的认同度不够，所以这些君主的卖官鬻爵收入不用钱币，而用粮食或绢帛计算。汉灵帝则规定：三公1千万钱，九卿和关内侯500万钱。从这个方面讲，汉灵帝与秦孝公、汉文帝、汉武帝的区别，只是用金属货币代替了粮食而已，但其根本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这一改变可能反映出，灵帝时期，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加强了。

卖官鬻爵之所以遭民众痛恨，自然有其不合理性；而这种制度之所以能长盛不衰，自然也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卖官鬻爵是最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权力和金钱被划上了等号。通过卖官鬻爵获取权力的人自然希望尽快收回投资成本，于是必定会加重对统辖地区民众的剥削，所以民众痛恨这种滋生腐败的制度。另一方面，对于当权者来说，卖官鬻爵是效率最高的融资方式。何况，灵帝时期真正的核心权力都掌握在中朝手里，而出售的官职皆为外朝。通过卖官鬻爵获取权力的人如果过分贪婪地剥削民众，随时有可能被逮捕抄家，名利双失。在东汉后期，极少有官员能够像胡广和袁汤那样，长期占据一个官职，绝大多数官员在就职几个月后就会被迁职或免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难收回巨大的投资成本。买官者与其说是在花钱买权，还不如说是在花钱买名。他们出了钱，就可以在墓碑和家谱上写下自己历任的最高官职，例如“故司徒袁滂之墓”，用以光宗耀祖。

其实，当时的社会舆论之所以反对灵帝卖官鬻爵，主要不是反对在秦汉时期常见的卖官鬻爵制度本身，而是反对灵帝卖官鬻爵所得资金的使用目的。

汉灵帝第一次卖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他新设立的高等教育和培训机构“鸿都门学”融资。鸿都门在洛阳城西，是汉帝离宫“西邸”的大门，所以在当时，“西邸”与“鸿都门”的含义相同，可以通用。与汉代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里不讲授哲学和礼仪，而专门研究辞、赋、书、画，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文艺高校。鸿都门学生都来自三公或地方高官的推荐，多为出身贫贱的平民子弟。他们只要精通辞、赋、书、画中的任意一门，便可以受到重用，有些担任刺史、太守，有些担任尚书、侍中，还有被封侯的。

鸿都门学的创立，是东汉时期的一件大事。在从汉武帝以来就“独尊儒术”的汉代，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研内容的旧观念，提倡文艺研究，开辟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与主要招收官宦子弟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打破贵族、地主阶级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广泛招收平民子弟入学，为后世的科举考试和设立专科学校奠定了基石。

汉灵帝创建鸿都门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政治目的。灵帝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自党锢运动，因而时刻不肯放弃对党人的禁锢。这样一来，他就把以士大夫为主的太学师生得罪了一干二净。随着时间的推移，灵帝和宦官集团发现自己身处困境，从太学里选拔出的新一代官吏在工作能力和政治忠诚度上都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他们迫切需要创办一所新的高校，以便取代旧太学的政治作用。为了保证毕业生对皇帝的政治忠诚度，新高校的教育方针必须与旧太学有明显区别。出于灵帝个人的喜好和行政需要，文艺便成为这所新高校的主要教研内容。

不过，汉灵帝的教育改革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鸿都门学彻底打消了以太学师生为主体的旧知识分子集团对汉朝的最后一线希望。过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具有党人身份，即便是党人，也可以期待赦免党人的诏书。然而，随着新高校鸿都门学的创建，旧知识分子集团强烈感到：自己已经被东汉政权完全抛弃了！将来，鸿都门学的规模无疑会越来越大，而太学的规模则会越来越小，这势必将导致儒学的衰败和旧知识分子集团的边缘化。

古代中国的正统知识分子可以容忍一切，但就是不能容忍自己无法做官。按照孔圣人的教导，“学而优则仕”乃是天经地义。而现在，一批不曾受过儒家教育，并未接受儒家思想，只忠于皇帝而不忠于礼教，甚至没有高贵门第的家伙居然也能当官并封侯，这无疑是对旧知识分子集团的最大侮辱和打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他们极端鄙视鸿都门学生，以至于“耻与为列。”

随着鸿都门学的创建，东汉帝国中朝与外朝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了全新的高度。一开始，外朝的代表人物——灵帝的老师杨赐等人还上书抗议；但在上书无效之后，新的一轮流血政治斗争就无可避免了。

在驳回杨赐的奏折之后，灵帝变本加厉地重视鸿都门学，又命尚书为乐松、江览等32名鸿都门学的高才生绘制肖像画，并辅以赞语，这在以前可是只有孔门弟子和光武中兴功臣才能享受到的崇高待遇。尚书令阳球接诏之后，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上表抵制，还要求灵帝立即废止鸿都门学。

阳球字方正，祖籍幽州渔阳郡，有武艺，天性残酷，是个典型的杀人狂。年轻时，有个官吏骂了阳球的母亲几句，阳球便组织了数十名少年，把那名官吏全家老小全部杀死，由此著名。对于此人，朝廷不仅未加惩办，反而非常欣赏，举孝廉，封尚书侍郎，从幽州调到首都洛阳来做官。这样的判决无疑有利于净化社会语言环境，也反映出，受儒家思想影响，汉代的孝道远远凌驾于法律之上。

汉朝是号称“以孝治天下”的第一个朝代，除了汉高祖和汉光武帝两位开国之君以外，所有汉代皇帝的谥号上都要加一个“孝”字，如“孝文帝”、“孝武帝”、“孝明帝”、“孝桓帝”等等。后来南匈奴附汉，也效法汉帝，在其君主“单于”的头衔上加一个“若鞮”，也就是匈奴语里“孝”的意思。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特别重视孝，通过“孝廉”和“至孝”等南山捷径，任何人只要被社会认为够孝顺，都随时有可能升官。因此，在“二十四孝”之中，竟然有9个汉朝人，而唐朝只有1人，宋朝也仅有2人。在汉朝，只要打着“孝”的旗号，除了谋反，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做。袁绍服六年之丧，天下仰慕；阳球为母杀人，朝廷反加褒奖，都是汉朝“以孝治天下”的必然后果。

在洛阳，阳球被认为办事认真可靠，但最终却被降职外放。于是，他拿百姓的生命当出气筒，在为官之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后来，汉灵帝因为阳球在九江郡（可能又是当涂县一带）解救被劫持的扬州刺史有功，把他调回洛阳，很快升迁为主管土木工程的要职“将作大匠”，随后拜为尚书令，这可是中朝里最重要的职务之一。

回到洛阳之后，阳球什么都看不惯，尤其讨厌宦官和袁家等名门豪族。他虽然一度为了当官，绞尽脑汁巴结中常侍王甫，还当了中常侍程璜的女婿，暗地里却说：“如果我阳球当了司隶校尉，这些家伙哪里有安身之处呢？”此外，他因为和蔡邕的叔父有私仇，便请程璜在灵帝面前诬告蔡邕。结果，蔡邕和马融一样，被剃光了头发，发配到长城脚下充军。阳球派刺客去追杀蔡邕，刺客觉得蔡邕是正人君子，不肯下手。阳球又派人给蔡邕的军官送礼，请他把蔡邕干掉，结果也被回绝。

凭借一己之力，阳球连一介书生蔡邕都难以搞定，当然更无法阻止袁家的继续升迁。公元178年十月，灵帝拜袁逢为司空，与太尉陈球、司徒袁滂并为三公。由此，袁逢也成为袁氏家族连续4代人以来出的第6位三公。这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绝后的。更加惊人的是，袁逢与袁滂居然同时担任三公。同一个姓氏、同一个家族同时占据三公中的二个位置，自从王莽时代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由此也可以看出袁家成员在当时官场上惟我独尊的优越地位，难怪阳球等人会对他们恨之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