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绍回到洛阳定居的次年，也就是公元172年，东汉政坛上的众多风云人物像是要为后生才俊让出施展才华的空间那样，接连告别了人世：三月，“官场不倒翁”太傅胡广病故，太傅掾王允主持葬礼，蔡邕作长篇碑铭；五月，第二次党锢运动的主谋侯览因罪自杀。
六月，窦太后在软禁中神秘地死去，随后在朱雀阙的墙上出现一篇标语，指责“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导致天下大乱。灵帝和曹节、王甫等宦官责成司隶校尉刘猛追捕此文作者，结果查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抓到主犯。灵帝大怒，将刘猛革职查办，改拜御史中丞段颎为司隶校尉。段颎受宠若惊，立即以征讨羌人同样的干劲，积极地四处抓人，前后共逮捕了千余名嫌疑犯，其中大多数都是太学生。三个月后，段颎又按照曹节、王甫、袁赦的指示，处死反对王甫的郑飒、董腾等宦官，并以谋反罪逮捕了桓帝的弟弟勃海王刘悝及其妃宋氏，迫使他们自杀。
刘悝案给阉党带来了官运，12人因而封侯。不过，它与朱雀阙标语案加在一起，又令士大夫们对段颎恨之入骨。
身为一代名将，段颎为何要阿附宦官呢？这是由东汉帝国军政制度决定的。同为镇抚西北边疆的将领，张奂、孟佗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依附宦官，绝非偶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除了行军用兵之术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后勤。段颎等人每次出兵，都要向朝廷呈递细致的军费预算。由于东汉后期经济不景气，将领们总是面对着军费不足的困扰，导致士兵的数量、装备和士气都不能令人满意，甚至连基本的军饷都难以保证。当时，中朝势力强大，掌握着帝国主要的经济命脉，将领如果与中朝的宦官关系不融洽，后勤便没有保障，更谈不上战胜敌人了。此外，中朝还主导着人事部门，将领的个人前途与此息息相关，滕抚和段颎两人截然相反的仕途就是明证。因此，东汉后期的军队，无论是京师的禁卫军，还是外地的边防军，都相当畏惮宦官，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
随着老朋友段颎的得势，袁家的再度辉煌也已指日可待。公元172年十二月，汉灵帝下诏，封大鸿胪袁隗为司徒，袁氏家族空前的“四世三公”官场伟业终于大功告成。至于袁隗留下来的大鸿胪之位，则被灵帝赐给了曹操的父亲曹嵩。
既然已经当了三公，袁隗自然要开府，而开府就需要招聘幕僚。段颎如果曾经向袁隗推荐董卓为幕僚的话，必定是在这个时候。袁隗肯定不会想到，作为朋友段颎的门生和他本人的故吏，这位“董师爷”心中全无知遇之恩，反而将会置自己全家老小于死地。
袁隗出任司徒3个月之后，他的老朋友杨赐也升任司空；又过了3个月，司隶校尉段颎又升任太尉。至此，当年一起为崔劝焐ナ碌脑蟆13畲汀6物g三个好朋友同时担任三公，真可谓盛极一时。
不过，这样的盛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半年之后，杨赐和段颎相继因病辞职，但袁隗的司徒位子还是坐得很稳。
公元173年，时年17虚岁的汉灵帝获得了大喜讯：何贵人给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辩，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汉少帝。汉灵帝的宋皇后生性嫉妒，灵帝害怕她会害死刘辩，就派宦官把这个幼儿带出宫去，以弃婴的名义寄养在一个姓史的道士家里，称为“史侯”。为了表彰何贵人，灵帝封她的哥哥何进为郎中，又升迁为虎贲中郎将。这再次触怒了宋皇后，灵帝只得把何进外放为颍川太守。
公元174年，“凉州三明”中最年长的皇甫规病逝，西北边疆也随之重新动荡起来。
汉羌百年战争结束以后，鲜卑便成了东汉帝国最大的敌人。桓帝初年，鲜卑王檀石槐尽据匈奴故地，建立起鲜卑帝国。在北匈奴瓦解的90年后，东汉帝国重新有了一个强大的北方邻居，它的政策捉摸不定，而且热衷于侵略。自公元156年起，檀石槐就不断入长城劫掠，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桓帝主动提出和亲，而檀石槐竟然傲慢地拒绝了。党锢运动开始后，张俭等党人相继投奔檀石槐，为其参谋军事，鲜卑人的气焰更加嚣张。灵帝初年，鲜卑军无岁不入塞，杀略汉朝兵民不可胜数。
公元174年冬，鲜卑军又攻入凉州北地郡，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军迎战，取得了一场罕见的大捷，因功升为护乌桓校尉。夏育本是段颎的副将，汉羌战争结束后，他与另一位副将田晏都得到了升迁。休著屠各，又称休著、休屠各或屠各，来源比较复杂。东汉时所谓的“屠各”，西汉时译作“屠耆”，隋唐时译作“突厥”，今称“土耳其”或“土库”，是匈奴的核心部落，历代单于都是屠各种。匈奴又有一部落叫“休著”，原是月氏人，定居于河西走廊，汉武帝时被霍去病征服，后仍居故地，即今甘肃省武威市一带。自从北匈奴衰落之后，大批屠各人陆续以战俘或内附民的身份入居河西走廊，与休著人杂居，形成了“休著屠各”这个特殊的民族，后来便成为凉州“秦胡”或“羌胡”军的主要兵源。东汉、三国、两晋史料在提到“休著屠各”时，指的往往是这些北匈奴人；而在提到“匈奴”时，指的则是南匈奴人。后来，休著屠各与袁绍父子的关系时敌时友，令他们非常头疼。
鲜卑人的入侵被击退的消息传来，汉灵帝便转移注意力，关心起学术教育来了。灵帝本人酷爱文学，著有《皇羲篇》五十章，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以题目和当时的学术风气推论，肯定都是食古不化的废话。公元175年三月，他命令自己的老师——光禄大夫杨赐、五官中郎将堂谿典、谏议大夫马日磾、太史令单飏、议郎蔡邕等大儒考证历来争论极多的《六经》，也就是《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乐记》、《春秋》的文字，审定后用古文、篆、隶三种书法写就，刻成石碑，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至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仍能看到残碑。
除《乐记》之外，《六经》中的五经都是太学里的主要教材，所以汉灵帝刊立熹平石经，目的就是对考试内容加以规范化。因此，对于渴望通过太学捷径做官的人来说，尽早熟悉熹平石经的内容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石经刚刚开始刊立之时，欣赏及摹写者便蜂拥而至，每日到太学门口看蔡邕写经的观众多达数千，聚集的马车也有上千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在这些围观的人群之中，很可能就有袁绍、袁术和曹操的身影。
袁绍和袁术，特别是袁术，一向与主持修熹平石经的光禄大夫杨赐过从甚密。前文中已经提到，这位杨赐不仅是袁逢、袁隗兄弟的老朋友，而且他的儿子杨彪还是袁逢的女婿。杨彪在公元225年去世时84虚岁，所以他生于公元142年，比袁绍大4岁，比袁术大5岁以上，与袁逢的女儿应当早已结婚。不过他们的儿子杨修此时是否已经出生，还值得怀疑，因为杨修是曹植的好友，而杨彪比曹植年长50岁。无论怎样，既然是亲家主持的文化大典，袁氏家族的成员自然不能错过捧场的机会。再说，老相识蔡邕的书法总是值得一看。
和袁绍一样，曹操年轻时也上过太学。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在公元174年满20虚岁时出任郎官，但并不是考上的，而是“举孝廉”，说明他的考试成绩不怎么样，至少没进入前10名，因此只能借助乃父曹嵩的人际关系被推荐当官。不过，曹操又被同时代的人公认为“明古学”，所以他大概是偏科生。从曹操留下来的诗文看，他毫无疑问熟悉《诗经》，但很少像多数东汉学者那样引用其余“五经”；曹操酷爱《孙子兵法》，却极少谈及《左传》，也说明他的《春秋》没有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