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隗仍旧不依不饶：“我们男人娶妻有规矩，只要兄长尚未结婚，弟弟就不能定亲，否则便会沦为笑柄。但是我听说，你姐姐尚未出嫁，今天这交杯酒，你喝起来滋味如何啊？”

马伦回答：“我姐姐品性高洁，对配偶的要求比较高。不像我，随便找个男人混日子，也就知足了。”

终于，帐内安静下来，而在帐外旁听的袁家成员个个都羞惭得涨红了脸。

原来，马家送来了大笔嫁妆，远远超过袁家的聘礼，袁汤听说后感到很不快。又听到社会上关于马融贪污腐败的传言，他更加担心袁家通过联姻参予分赃，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于是，他让儿子在新婚之夜质问新娘，也好给马家来一个下马威。

作为名门之女，马伦对此早有准备。马融的老师班昭著有七篇《女诫》，提出七条新婚妇女守则，是后世中国大家闺秀的必读书。书中，班昭提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条“妇行”，更是影响深远。作为班昭的得意门生，马融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这部里程碑式的名著，并用以教授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马伦天性聪颖，将《女诫》背得滚瓜烂熟，深明对待丈夫要不卑不亢的妻道，被蔡邕誉为“幼从师氏四礼之教，早达窈窕德象之仪……聪明达乎中外，隐括及乎无方”，应对袁隗的提问自然胸有成竹。

婚礼的次日清晨，新娘要准备好包括红枣和栗子（这在现代人的婚礼上肯定难得一见）在内的一篮子水果，到东厢房去拜见昨天未曾谋面的公公和公婆，正所谓“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袁汤夫妇接受新娘的水果，大家一同吃早饭，也就等于宣布承认新娘为此家庭的临时成员。之所以作这样的安排，恐怕是为了避免出现公婆对此前尚未谋面的儿媳不满意，在婚礼上要求退婚的尴尬情况出现。等到新婚之夜过去，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再加上吃了儿媳带来的水果，公婆嘴里甜丝丝的，也就不得不表现得和蔼一些。

全家人共进早餐以后，婚礼就此暂时告一段落，为期三个月的试婚生活也就此开始。三天之内，男方家庭内不会奏乐，以示期待新娘早日怀孕。三个月试婚期内，如果新娘与夫家成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或是突然死亡，甚至只是没有怀孕，试婚都可能算作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新娘不能进夫家的祖庙参加“庙见”仪式，不能入家谱，也就不能“转正”为夫家的正式成员。反之，她便可以成为丈夫的正式妻子了。毕竟，在古典时期，生育能力被认为是妇女首要的职责和最大的美德。

显然，马伦成功地通过了袁家成员在三个月试婚期内对自己的种种考察。从此以后，袁隗、马伦这对夫妇将会度过近半个世纪和谐美满的模范家庭生活，并生育有二个儿子，取名袁懿达和袁仁达。此外，袁隗还有一个儿子叫袁满来，15虚岁时病逝。公元190年，董卓处死袁隗及其三个儿子，可见袁隗前后共生有至少4个儿子。

按照袁隗在新婚之夜的说法，他的两个哥哥——袁成和袁逢——都已经先他结婚。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婚礼过程也应与此相似。所以至此为止，袁汤的三个儿子都已经完成了终身大事，他理应心满意足，只等着孙子们的降生了。此外，袁汤还想在官场上更上一层楼，完成袁家“三世三公”的伟业。他能够在这两方面都如愿以偿吗？

第二节帝国危机：2世纪中叶的东汉政局

汉和帝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肃清岭南、兼并羌氐等一系列光辉业绩之后，东汉帝国拥有了空前辽阔的版图。也许是老子过于利害，和帝的后人一代不如一代，不仅外患频仍，而且几乎都是短命鬼。于是，在“尊尊亲亲”的儒家思想指导下，外戚开始掌握政坛主导权，由此开始了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的肥皂剧。袁汤父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

“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汉顺帝刘保（《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

袁汤父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肃清岭南，兼并羌氐这一系列光辉业绩之后，汉和帝时期的东汉帝国已经拥有了唐太宗之前无与伦比的广阔版图。然而，它也必须为自己的过度扩张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遭到东汉官吏的欺侮，原本主动请求亲附的羌人群起暴动。羌人的武器极为落后，人数也居明显劣势，但依靠自商朝以来便享誉东亚的勇气，屡次打败前来镇压的汉军。战端一起就是几十年，每年都消耗着东汉国库数以亿计的巨额军费，而且毫无停息的迹象。北方的鲜卑人在兼并了北匈奴的人民和土地之后，也开始日益频繁地骚扰东汉帝国的边境。

与边患频仍同时，东汉帝国的内部矛盾同样迅速激化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外朝与中朝（又称内朝）之争、外戚与宦官之争，和农民的大量破产。

按照与皇帝关系的不同，东汉帝国政府被划分为外朝与中朝两部分。外朝由层层筛选、任期有限的官吏组成，中朝则主要由世袭的皇亲国戚和任职终身的宦官组成。西汉初期，皇帝的权利受到诸多限制，除了散布于帝国各地的诸侯王国之外，外朝的相权也十分巨大，常能够决定皇位的归属。汉武帝大力架空丞相，设立超越相权的大将军职位，赐予自己的外戚卫青，并加强以尚书台为主的皇帝私人幕僚集团，组成了足以与外朝抗衡的中朝系统。王莽为进一步削弱外朝，按照他奉若圭臬的周代古经《周礼》，将西汉外朝的最高职务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又增设位在三公之上、号称“上公”的太师、太傅、太保，从礼法上限制三公的实权。这类举措显然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所以刘秀即位之后，废除了王莽颁行的所有法律制度，但保留太傅和新“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只是后来把大司徒改名为司徒，大司马改名为太尉，大司空改名为司空而已。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丧失了“大”字头衔的东汉“三公”，权力较以往更受限制。原本，司徒掌管民政，司空掌管经济和监察，而如今行政权、财务权与监察权已被尚书台与御史台瓜分殆尽；太尉原本掌管军事，而兵权实在大将军手中。东汉时期，无论是太傅，还是三公，都只有在兼职“录尚书事”之后，才能参予整个中枢决策过程。但是，外朝成员的文化素质更高，社会脉络更多，又负责挑选和推荐下级官吏（即所谓“选举”），因此他们竞相施展政治智能，与中朝争权夺利，而且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