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关山觉别离。

在吟过诗之后我准备来解释一下最近很多朋友的问题。

第一、李富贵是圣人吗？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给圣人定下的标准实在是太低了一些，李富贵充其量只是没有去以权谋私而已，考虑到他通过合法的手段获得的巨大利益这似乎不算太不近人情。

圣人说最大的佐证似乎是李富贵最后放弃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一点被许多人视为绝不可能，可是我们的前任总书记就做到了，虽然退的不是很利索，但是毕竟退下来了。盖兹先生也表示在死后会把大部分财产捐献出去，当然他是个洋人，在很多朋友的心中用洋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人是不合适的。不过在我看来评价的标准即便有差异但是外国的一个奸商所做的事情到了中国却被视为圣人之行多少有些讽刺。

李富贵作为一个穿越时空以扭转乾坤为己任的智者在最后选择了急流勇退真的那么难以理解吗？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统治者在暮年往往会难以驾驭国家，即便不在他们手上发生混乱也总是埋下祸根，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直到毛主席（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不算，因为他是否是中国的统治者有很大的争议，起码不是一个中国正统的君王）。毕竟人力有穷尽，而国家权力是没有穷尽的，当一个人无法驾驭手中的力量时就会很容易伤到自己，相信这个道理在许多武侠小说里都讲的很透彻了，越是伟大的统治者他越不能接受自己无力控制国家的现实，因此越是会用强硬的手段来证明自己，也就是说操控力减弱了他反而要用更锋利的刀，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也就很明白了。所以退下来是迟早的事情，五十岁不退就六十岁，六十岁不退就七十岁，如果真的想一辈子呆在上面第一要愚民，得到其他人的无限忠诚，第二要弱民，压制那些强者，杀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能人，李富贵没有这么做，因为如果这么做了他就不过是一个已经被权力腐蚀到只剩下一具空壳的傀儡而已，然后开开心心的把自己摆在香案上看着大家供奉自己，这是李富贵吗？

顺便说一句，急流勇退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罕见，起码在起点就时常能见到，只不过换了个名字叫做太监。

第二、二唐需要民主吗？在书中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集权所能带来的好处，历史上我们每一次兴盛都和集权有关，带有活力的集权爆发出巨大的威力，但是之后丧失了活力的集权又把中国带向崩溃，这样一个正弦曲线一直延续了几千年，至于今天我们究竟有没有跳出去大家可以自己判断。

二唐的体制十分奇怪，如果没有李富贵那么它是一个有着制衡的政体，而把李富贵放上棋盘，那么平衡就被打破了，制衡也就名存实亡，在李富贵的领导下二唐或许可以称霸世界，但是却跳不出困住我们历代政权的怪圈，当初期的活力耗尽之后中华民族的中兴之路也就走到头了。

第三、实现民主的时机，在很多人看来李富贵的动作太急躁了，还有很多人拿我们现在的例子来证明当时这么做绝无成功的可能。我刚刚说了我们一直处于一条正弦曲线上，从数学的角度来看正弦曲线会永远的上下波动，因此即便拿三百年后的例子你仍会发现中国不适合民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跳变那样二唐就永远无法走到一条线性发展的路子上来。那么什么时候进行跳变就成了问题的所在了，很多人认为正弦波的顶端是最好的时机，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处在顶端的时候加速度已经没有了，换句话说力量也就没有了，而原有的体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却得到了加强。所以李富贵选了一个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形成的时候来做这件事。

第四、李富贵走了以后中国会陷入内乱或分裂吗？有这种可能，不过李富贵留下的分权体制是金字塔形的，并且国家正处于活力四射的上升期（这一点和内忧外困的袁世凯有着巨大的不同），所以这种可能性并不太大。但是即便可能性不算大这仍然是一种威胁，李富贵对此就不担心吗？应当说虽然的确有一些担心但是这种局面是制衡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要在理论上断绝内乱的可能性一个强大的不受制约的中央就是必须的，而互相有反制能力的体制中理所当然的存在分裂的可能，因为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矛盾，如何解决矛盾才是关键，我看到不少人对后李富贵的二唐做了各种预测，基本上都是先列出矛盾然后设想矛盾激化最终这个国家陷于内乱，这的确是我们历史上一直在发生的，于是在他们看来有了矛盾就必须压制，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因为有了矛盾不加以压制的话就必然激化，可是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无助于矛盾的解决，在古代除了走这条路或许别无他途，可使人类的历史已经迈入了近代，我们是不是应该尝试用别的方法来解决矛盾了，虽然这种改变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可是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这个困难是李富贵留给后人的，对此他也完全无能为力，因为制衡建立起来之后并不代表一定能有好结果，如果不能达成妥协把大家的力量用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方向制衡就会绑住所有人的手脚，这也是我们看到很多第三世界民主国家效率低下、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即便是台湾这样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地区他们寻求妥协的方式也相当的奇怪。

对于妥协来说心态很重要，‘拼着我难受也要让你好不了’曾经是不少国人的写照，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妥协几乎不可能，那样的话制衡就只能带来一场灾难，所以我在给李富贵退位作设定时在主流的思想中拿掉了这种两败俱伤的心态，因为如果不抛弃它李富贵就会面临一个无解的局面，我对于探讨一个无解的问题没有兴趣。

解决心态上的问题兵家言利务实的做法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先例、经验也很重要，比如说一个卖裤子的不管他的裤子成本是多少，如果他曾经以你开出的价钱卖过那么交易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李富贵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在离去的同时给后人留下一次权力妥协的先例，他将会在夏威夷幸福的生活来证明这桩交易的合理，在他身后未必不会出现新的皇帝或者独裁的政府，这个时候用什么方法结束这种独裁就成了关键所在，而李富贵这个先例也就体现出了价值。这就好像虽然那个卖裤子的曾将以四十元一条的价格出过货，但是并不妨碍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把他的裤子卖到八十甚至两百，毕竟世事难料，谁知道这个世上有什么样的凯子，直到再一次有人站在他面前问道：“老板，给个诚实价，四十块钱，你卖不卖？”

（完）

【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