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桓不过寥寥数语，做的却是他深思熟虑，经过一年多的打磨自己心腹可任用的官员队伍，经过对军队的进一步掌控，经过赵构已死的现实考量，然后方有此举。

收回财权，直属中央，然后剥离军队中的若干权力，也直属中央，然后又将执法与司法诸权分立，一样收回中央，垂直体系，甚至连营田这样的军农一体的事物，亦收回中央部门。

如此一来，地方官员手中的权力，已经被削弱到极限，而军队亦变为只管做战，甚至厢军改革后，地方的驻防军队，亦是由中央一手掌握。

赵桓心中清楚，中央太过集权，并非好事。

然而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最大的中央集权，反而容易将一团散沙一般，由儒家学说和宗族势力组成的地方政府架空，凡事由中央掌握，则事必事半功倍。

在宋朝，地方官员的事情极少，大事上禀，小事交给宗族处理，水利卫生很少过问，治安司法搅和不清。地方太大，很难有科学和有效的管理，在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以儒家学说立国，天子治士大夫，而士大夫凭借着自己的道德权威来镇压地方，地方则有宗族长者和官绅一体治理，凡事讲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多一事不如小一事。如此泄泄沓沓，敷衍了事，逐渐成为缠在古代中国的痼疾，无法医治。

秦朝的失败，就是它原本在关中川蜀使用了细腻和严苛的法制，在小范围内，可以制定并执行，而放之全国时，就显示出它的不具弹性和无法实施的严重弊端。

加上始皇好大喜功，于是自秦之后，汉朝以始，中国历朝政府，都放弃了对地方的真正控制，转为无为而治的大宗旨。在这样的总体思想氛围下，变法，亦就是政治的改变和进步，举步维艰。

而科技的进步，更被视为奇技淫巧，会破坏社会的整体结构，纵得小利，也会使天下变的更不安定。

至于明清，官员以熬资格来取代政绩，已经成为潮流和约定成俗的定规，起因便是如此。

赵桓深知此中情弊，更知道不在这一点上有根本的改变，想使得中国社会脱离往下去的泥沼，而转为有健康肌体和思维，渐渐强盛，而不是靠一两个天赋英才的帝王，就只有从整个体制上来着手。

他不是救世主，却有信心在自己手中的几十年，使得中央集权政策能发挥出它应有的效能，至于身后事，历史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开了头，则自然有人继续下去。

赵桓的这些考量，在场的人纵是聪明绝顶，也断然不知所以。

虽然觉得变更户部与三司的权限有些多事，各人却无法知道其中深意，当下一个个俯身答应，对皇帝的这些决断并无异义。

赵桓暗自发笑，当即吩咐，此事的细节交由几位宰相协同处理，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将各地的财权事权收回。

此事处断完毕，赵桓神清气爽，当即又将岳飞奏书传示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