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就在赵桓的眼前，身着绯色盘领横襴衫，头戴漆纱蹼头，足蹬乌皮靴的余平，正手持一张公文，神采奕奕的向赵桓口说指划，汇报着这半年来的成绩。

“风闻传问九品以上官员三百四十一人，查无实据，亦无异样的一百七十余人，其余诸人，又情形不一。

财产来历不明，与收入不符者五十余人；

与地方大商勾结，以官身经营私产者三十余人；

常口出怨言，对朝廷不满者六十余人；

有勾结女真，阴谋降叛者十余人；

其余诸官，怨望、骄惰、扰民、各有不同。”

赵桓淡淡一笑，先让他坐下，然后方道：“不错，坐实罪名后，上报三省政事堂，如何处置，由政事堂决断。”

宋朝官员收入极丰，仍然不能杜绝贪污行为的存在。而整个文官集团官官相互，也并不觉得贪污是如何了不起的罪名。

当官自然要致富，这也是当时人的理念。如此一来，对贪官的监督和查察，就有着先天上的困难，在有宋一代，官员贪污也是痼疾，很难消除。

赵桓现在拿旧有体制慢慢开刀，先并不减免官员俸禄，却是开创了官员申报财产的先河。如此的理论，要在千年后的欧美国家才开始实行，却被赵桓这个穿越者轻轻拿来用了，如此一来，效果当真是好到不能再好，无数贪官污吏，就因着财产申报后收入与财产不相符这简单一条，就被拿捕定罪，无可推脱。

至于勾结女真，除了少数边境上的几个官员外，多半只是借口。登闻司对内不对外，官员是否忠于赵桓，是不是对赵构尚有同情和效忠之心，才是他们查察的关键。

至于官员不可经商，不可怠政，赵桓亦是采取了后世法规，他当年用这个打倒过不少政敌，用起来得心应手。

他使用的正是改良的明朝大臣张居正的“考成法”，对地方官员的政绩，量化标准，交代的任务，以公文的形式下达，分批设号，在限定时间内要完成一件公文上所交待的政事。何时完成，需要留底，若是并未完成，需详细交待理由，说清原故。

就算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尚要记过，更何况是那些推诿惰政惯了的庸懦官僚。

这财产申报和考成法两条，正是赵桓赐给登闻司的两大利器，扫荡之处，从官员无不摧眉折腰，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