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镇上下军官的行为，等于是把他朝死里面推，不管是为了自己的后路，还是为了报复这个，丘峰除了投降都没有别的路可走。

自从嘉靖五年以来，皇帝的大权屡次的被权臣和利益集团剥夺，天下间的工商兴盛，海贸发达，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变乱不断，这种种事情都是颠覆着人们心中传统的观念和看法，比如说是忠君，朝中的士大夫还有各地官僚，这些人应该是道德的典范，天下人的榜样，他们却主动的对抗皇帝，所为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嘉靖五年到嘉靖二十二年以来，屡次的变成了士大夫独治天下。

在没有江峰穿越的历史上，嘉靖皇帝在登上帝位之后，就遭遇了种种的文臣刁难，比如说是大礼案，朝服案种种的是非，那个时候，天下人就觉得皇帝并不是那么至高无上，但是后来嘉靖凭借着自己的手腕彻底的把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天下间方才是安定下来。

可是这个时代，嘉靖皇帝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遇到对于他权力的挑战，地方上的财力越来越膨胀，士绅们的各人势力越来越大，离心的倾向越来越强，加上权臣勋贵，党争海贸，都是让那种对于皇帝的忠心，愈发的淡漠了下去。

华州也有一番好处，乃是正宗的华夏汉族，当然，这些人都是山东河北两地过去的居民，也不会有什么别的民族。

不管是明军的军将士兵，还是地方上的士绅民众，都对他们并不是那么抵触，华州军并不是农民起义军，每到一地都要均田免粮，这样的起义军往往在前期都是乱民，每到一地，裹挟平民百姓为军，攻打大户豪门，这些地主乡绅遇到农民起义之后，都是聚众自保，编练民团和起义军死斗。

往往起义军在乡间寸步难行，无法取得给养，白天黑夜无时无刻都在和民团庄丁战斗，因为双方的利益立场完全的相反，你活则我死，你死则我活，没有一点和解的可能，看很多所为的义军起事之后，声势惊人，地方上贫民纷纷景从，官府发兵征剿往往是大败而归，但是接下来的下场却往往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声势逐渐的弱下去，再和官兵对战的时候，不管是战力和勇气都是大弱。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和地方上民团中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人员。

北三省的棉绅之乱，开始的时候如火如荼，官兵弹压不住，所以势头这般凶猛，也有白莲教新起作乱的势头在那里，但是棉绅的力量都是加入其中，却是大涨力量，等到后来白莲教的那种破坏的本质暴露出来。

棉绅和地方上的势力退出，转而和他们为敌之后，白莲教的这次所谓的棉绅之乱开始变得举步维艰。慢慢的就被镇压了下去。

华州看起来和上面那些农民起义或者是邪教作乱，仔细看倒也分辨不出来什么不同，你要说是江峰是乱兵窃据海外，也可以当作大股的海盗来看待，或者是流民的武装团体，当然真实的情况不是如此。

首先华州是个汉族的政权，当年外族入侵，全民抵抗的情景不会发生，而来华州实际上是整个大明的经济中枢，三江商行和华州钱庄几乎控制了大明四成的商贸买卖和金融业务，商人们的利润的贸易通道被华州牢牢的控制在手中，并且大力的参与其中。

可以说，北三省的棉花和江南许多工场的产品，都是通过华州的渠道卖给东亚和欧洲的各个国家，说的再深入一些，他们实际上是利益的共同体，并没有那种你死我活的矛盾，如果华州不存在，沿海的商人们不得不冒着海盗的风险，而且大部分的商品没有人销售和收购。

所谓的工商兴盛也不会存在了，整个的都要破灭，江峰有这几个凭借再手中，自然是不会担心人心所向的问题。华州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样的印象灌输下去，让大明和华州的战争在天下万民的眼中，看起来不过是两股势力在争夺天下，而不是暴民造反，这样许多的事情就可以顺畅容易。

从某个方向来说，华州的目的实际上已经是达到了，辽镇总兵李孤峰已经是准备在给朝廷的奏折说明，华州乃是阴谋多年，怀疑是当年建文在海外积蓄力量，勾结鞑靼兵马准备颠覆天下。

把这个事情说的越大越好，因为把敌人说的越强大，自己战败的责任就越小，明军大队小心翼翼的退了四十里，后面始终没有什么追兵，大军的移动，一天几十里已经是极限了，四十里的距离，辽镇总兵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士兵们经过白天的战斗，损失了将近五分之二的兵马，士兵们又是连退四十里，到现在还没有崩溃，已经是疲惫异常，必须要休息了，要不然怕是真要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