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林更是如此，他坐在京卫提督这个位置上，已经是心满意足，不会再去要求什么，而且本就是个忠心的武人，没有那么多权势机关的心机，拱卫皇帝的安全那是足够的称职，但是指望在别的什么方面用上，那是不成了。

说起来，嘉靖皇帝也是有这样的感觉，从前黄锦和陆炳把持权柄，京师商团操控言论的时候，自己虽然是信息不通畅，可是通过一些渠道，终归是能知道到底出现了什么事情，现在成了真正的聋子和瞎子。

决断什么事情，根本形成不了自己的判断，因为他看到的就是文官们想让他看到的，他听到的也是文官们的言论，尽管这些都是称颂他作为什么圣贤，圣明，卓越，千古难逢，尧舜之类的夸赞词语。

这样的局面，也是自己做成的，嘉靖也只能是捏着鼻子认了。

不过在嘉靖十九年的春天，又是遇到了新的问题，府库充盈的局面已经是持续了两年，在这一年终于是出现了缺口。

虽然说是前些年的规矩，说是即便是勋贵和有功名的人，和他们相关的产业也不能免除税收，可税收的权力被拿到六部那里之后，上下其手的手段就是多了起来，大批的商铺和手工工场都是通过给当权者好处的方法，来逃脱税费，甚至在江南还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就是把自己的产业挂到匠户营里面取。

要知道官办的产业当然是没有什么税收的说法了，民间有讥刺这个的说到，从前匠户连奴婢都是差了几分，而今富贵之人却是争先恐后的为匠户。

税费的逐年减少，大明的财政花费可是从来没有少过，每年的灾荒该发生多少还是发生多少，军费依旧是那么高，这些毕竟是所谓的大明根本，税费收入落入了自己的腰包之中，自然是不要提什么收税了。

可是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官员们同样是不愿意开海禁，如果开了海禁，那么走私的暴利，也会有不少转移到国库中去，这样的情况同样是许多人不愿意，特别是南京六部和江南出身的官员反对的愈发强烈。

朝中的派系又有一变，陕西，四川，云贵，湖广的官员坚决要求查禁那种伪托官府或者其他名义来偷逃税款的商人，还有那些包庇商人们的权贵们大臣们，另一派是则是南北直隶和江南各省的官员，他们则是坚持天下吏治清明，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昏暗事情，而且圣人都说过商人不可信，先前的那种府库充盈的现象不过是暂时的，国家的倚靠，还应该是农税徭役。

这也就是所谓的士农工商排序的真义，现在的局面就是如此，如果是收取工商税，南北直隶，江南各省，闽粤很多商人们都是受到了损害，如果是用增发农税徭役的方法补缺口，那么主要是倚靠农民的偏远各省自然不愿意。

双方争论不休，不过说起来好像是一个笑话，偏远穷苦省份的那些官员却被称为“浊流”，而那些收受贿赂，大肆贪污的官员们则被称为“清流”，而且天下间的舆论一边倒的都在清流一边。

浊流的官员们则是被斥责为不识大体，不顾国家安危的自私自利之辈，如果不是时人有笔记记录，而且许多资料留存的话，恐怕正史也会如此的写了。

至于为什么天下的舆论如此的一边倒，很简单，有句俗话就是‘江北武将，江南宰相，凤阳只能埋皇上’，天下文臣南方人居多，书院和诗会，文社之类的组织也大都是南人为主，读书人很少有贫寒出身。

这些读书人家中的产业都是在进来蓬勃而兴的工商业之中，捞到了许多的好处，日子过的好了许多，在没有什么财政概念的读书人心中，自己少缴一分钱，家里就多赚一分，也不会对国家有什么损坏。

他们这些人掌握着舆论，谁少收他们的税，他们自然就是倾向那一方，自然是撰文支持，并且从书里面找出各种各样的圣人言论表示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士子，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