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不用国家给薪酬，可他们敛财花样不要太多，这些敛财实际还是来自百姓，就算平均一个人一年一百缗钱，宋朝百姓一年下来就减轻了两千万缗钱的压力。

随着赵恒地位稳定下来后，又发起了数项改革。

首先便是廉政建设。

赵恒颁发了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赵恒不剥皮，但他有他的防贪手段，先将贪污罪定为私罪，官员试用期内必须有其他官员保举才能转正，但任何官员不得保举有私罪的试用官员。官员在职时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以提前转正或者越级提拨，但私罪者不许参加科举。官员以资可以升职，但私罪者不在这个行列。另外所有官员表现必须存档，一举一动皆记载下来。

第二步定期派出监察官员巡查各地官员的表现，不过对巡察官员又制订了一套渎职征处，选拨标准与职务回避制度，一旦巡查的监察官员带头犯事，更加严惩。正是这种制度，才造就了包拯等清官。

这些制度不是完美无瑕，但至少在这二十几年内造就了官风最清谦的时代。

其次重视言路，特别对言臣选拨有着严格的标准。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凡宰执所荐之人，以及宰执子弟，亲戚和属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执不得荐举御史，宰执所荐之人不得为御史，以及与宰执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属官者也不得任御史。

第三重用并信任执政大臣，先是提拨了李沆、吕蒙正、夏侯峤、杨砺等长者，又保留了名臣张齐贤与吕端等人的职位，然后果然放权给他们治理天下，而非是象赵匡义那样，生生将两宰权利生生驾空。

第四宽松用法，陆续废除了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刑罚，禁止使用法外刑法，严厉批评军中对逃兵施以的烙伤手腕、敲碎胫骨等做法。同时对私铸铜钱、私造管制武器等重罪都减轻处罚。

同时在京设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负责对各种刑事审判、刑罚、监狱进行监察。凡是判处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须要向此机构通报，这个机构有查询复审的权利。如果初审官员处理不当，此机构有权向朝廷提出，并对该官员提出弹劾。

第五条是制式改革，扩大官吏假期，象朱元璋那样来硬的不行，有了高薪有了充足假期休息，再配以一套完善的监督惩罚制度，官员才能变得清廉，办事才更有效率。当然有了高薪，不反贪，甚至贪官照样录用，那么再高薪，还是贪。

若从上到下一起贪，那么老师、医生这些高尚职业还要收红包，似乎不大好玩了，那还不如赵恒初期的所谓“德治”。

第六便是重视农业，包括他的开荒令，仅是在他手中，全国耕地面积就达到了五百多万顷（五亿之亩），超过了唐朝最高时的五百万顷，隐田不算，唐朝隐田同样吓人。

另外不将农具计入财产纳税，甚至尽量用兵士徭役而减少百姓的徭役。

第七平抑粮价，全国建常平仓，遇到灾年时，以平价出售给百姓，减少奸商对百姓的鱼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