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监，钢监，河洲产业的收入，市舶司，糖业，水泥，以及各种坑矿产量的激增，再者还有一点，那就是在宋九提议下，各种盈利少或亏空的坑矿坊监，以及不重要的河渡，一些拍卖给私人承包，一进一出之间，又得到大量收入，同时还宽松了百姓的劳役，不过这一条执行得更早，与史上的宋朝相比，它们直接或间接最少为宋朝增加近两千万缗钱收入。

这个肯定比较不出来了，就是宋九也无法比较。

侯陟比较的是盈余，以及所支出的用途。

那一年两税一直没有增加，实际就等于是宽税了，在宋朝推动下，许多地方在开发，兴修水利，江南的圩围，北方的棉花，加上人口增加，耕地面积增加，两税未增，等于是百姓两税减少。

但那一年国家盈余几乎达到一千七百多万，宋朝收入计数有些乱，钱是缗，金银是两，草是束，粮食是石，布是匹，因为两税比较减少，实际这个两千多万含金量更重。

这还不包括那一年国家拨出许多财政，用于地方建设，兴修水利，兴办学舍，铺路架桥，否则盈余会更多。

这是收入。

还有官场的风气，宋九那种做法让一些人耻笑，可在不经意中，整个官场风气变得阳光起来，许多官员奋发向上。

再到去年一年。

若论收入，去年一年收入比兴国三年时增加了近两千万，然而盈余呢？勉强只有三百来万。不说去年军费，太平兴国三年改革兵制，同样也花了不少钱。

然而这进出差距近三四千万，两千多万缗钱到了哪里去了，有官员俸禄增加了，有兵士的抚恤奖励费用增加了，有赈灾费用增加了，但更多的是不必要的浪费。

至于官场风气也每况愈下。

有的官员以急敛为良政，百姓由是苦之。接着侯陟罗列出一大堆证据。

侯陟有一条还未说到，那就是征税的均匀。

应当来说，宋朝征税比较合理，明朝的才叫古怪，国穷民富，但这个民是什么民，士绅，大户，豪强，甚至国家都快完蛋了，这些大户都不愿意拿出一分钱捐给国家。结果大家一起完蛋。

其实从更早时候宋九就提醒了赵匡胤这一点，并且用河洲做示范。他进入中书后，也有意地调节，使得税务征得更合理。然而现在商税比下降，不是商业不行了，而是比以前更好了，然而朝廷征税的对象在犯史上的错误，达官贵人士大夫不敢征税或少征税，征的是中小商人。两税比重却在增加。因此侯陟所举的数据仍不规范。虽然是比兴国三年增加了两千来万收入，实际性价比在下降，也不过增涨了一千万缗钱左右。再加上侯陟所罗列的种种开支，导致财政几乎没有节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