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正说不卖，刘温叟只能判不卖。

但是管事不服，他是平民百姓，可身后站着二百多家衙内，因此反过来弹劾刘御史判罚不公，也是一条简单的理由，虽说不得强迫百姓卖地，可也要量情酌等，若不然官府征地，个个百姓以此来学习，全部刁难，竞出高价，官府地如何得征？

别的不说，就象这次安置灾民，去年宋九的办法，朝廷也学来了，将这些灾民组织起来，兴修道路，开挖水利，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算是一条解决灾民流浪的办法。

这些工程不算太大，可也占据了一些百姓用地，官府做了稍许补偿，安抚性质的，根本就谈不上公平。若以刘温叟的判决，官府岂不是做错了？

钱不算太多，也就两百多亩地，差价三十缗一亩，不过六千缗钱，但这个案子争议很大。公说公的理，并且这个理还是赵普自己制订的，婆说婆的理，无论什么制度，也非是城内，就是城内一亩地皮二十多缗钱也不薄了。李里正他们是贪得无厌。

关健抛开别有用心，如敌对赵普的，或者巴结赵普的，站在公平立场，双方似乎都有理。其实本是赵承宗这一方渐占上风的，不过刘温叟突然坚强起来。

他也在犯疑惑，于是下去查了查，这一查大堆问题出来。

包括以前诸管事得地的种种手段，打人不是第一遭了，不知道是几遭。还有用工的问题，也用了两河百姓，还安置了一些拆迁户，以及征用了一些浮客。后者便宜，前者赵承宗也想做做好事。

但这个心是有限的，正是这种心态导致许多问题产生。

开始就有问题，一些管事的虐待工人仆役，哪儿都有，赵承宗淡淡说了几句，也没有当成一回事。还有用工的工薪，河洲那边日薪不高，只有五十文，这边也是五十文。但两者心态不一样，即便雇到了人，也不象河洲那边认真勤劳，于是管事便呵责，甚至笞打。赵承宗看到宋九也不大好说的，你会笼络人心，俺不行，能说出口吗？

矛盾积累下来，宋九用人时终于大面积发作。宋九给的薪酬很高，并且有足够假期，两者情况又不一样，那边用人是挑了又挑，是相互回报，规矩也不少，当然百姓积极性也高，这是一个良性互动，虽薪酬高，凭借这些百姓勤快，也值了。

这边也想，可回报率不一样，它属于大众化店铺作坊，以量取胜，利润跟不上去，薪酬自然跟不上去。赵承宗与宋九交谈偶然也报怨过，宋九就解释了利润关系。赵承宗也不好深说，人家那怕给一百缗钱的薪酬，与他有什么关系？

然而这导致了工人仆役们怠工，管事便管得紧，甚至强迫与他们签订各种不平等的契约。至于笞打谩骂是经常的事。

御史台下来人查访，于是一起诉苦叫冤。

中间的种种关系，宋九早就料之十之八九，但在这时代的人很难想明白，刘温叟亦是如此，反正他认为赵承宗虐待工人仆役，欺压百姓，将这些记录一起递给赵匡胤。不仅是地，陛下，你再看这些情况，老臣就不要说交不交税了，至今开封县未看到一文钱的税务。然后又递过一份账单，那是河洲与宋九产业的记录。宋朝的商税一般泛指正规商业交易，例如一匹布帛，甲方卖给乙方，交易生成，一缗钱交易交二十文钱往税，再运又要交三十文钱的往税。也不能算是太重，关健越往后路路剥削，过一县要交一县税务，过十县要交十县税务，这才导致重苛产生。实际真正交税的只是无权无势的中小商，于是整个国家不公平产生。

准确地说，不管什么交易生成，都要交商税，就是酒肆都不行，但这个不好统计也不好收，例如大姐的食肆，她自己都不知道多少钱，衙役如何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