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的讲，科尔沁和大汉帝国从联盟走向决裂，绝对不是某一方的阴谋，也不是单纯的背信弃义，如果说有原因的话，那就是大势所趋，就像是那句经典的蒙古谚语：草原虽大，却容不下两个英雄。

和窘迫的布尔亚格玛相比，葛尔丹的情况要好得多。事实证明，这位迅速崛起的准葛尔大汗依旧仍是草原上最杰出的英雄豪杰，虽然他也曾有过巨大的失败，但是，他却仍然像个男子汉那样，重新站起来了。

草原人不能容忍失败，但却更尊敬打不倒的英雄，就像昔日的铁木真那样——就算是像铁木真那样的绝代英雄，不是也曾屡屡被扎木合打败过么？！

就在击败科尔沁联盟的趁火打劫之后，在庆功的大会上，葛尔丹大汗就端着马奶酒，面对着萨满，在千万战士的注视下，指着苍天发誓：终有一天，他要把林风的头颅挂在金帐的尖顶之上，要用千万汉人的鲜血，来洗刷准葛尔勇士的耻辱。

很多蒙古人相信这个誓言，威风凛凛的准葛尔大汗，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打不倒的英雄，很多人相信，即使有一天他再失败了，但却依旧会像今天这样，重新高举着大纛，带着他的大军回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葛尔丹和布尔亚格玛很顺利的达成了停火协议，在如此危险的情势下，如果两方还在继续相互厮杀，那最终得益的，无疑就是那位高坐在大都城里的汉人皇帝了。

据活动在战线两侧的间谍发回的消息，经过粗略估算，现在，屹立在汉军对面的东西蒙古大军，总兵力约莫十五万余骑。其中，准葛尔汗国大概拥有九万余人；而科尔沁大概拥有六万余人，排干这个数字中的水分，帝国总参谋部估计，蒙古军中真正能打仗的精锐部队，最多不超过八万人，准葛尔汗国可能有五万人左右，而布尔亚格玛手下，则最多也不会超过三万铁骑。

这并非是一个很可靠的数字，蒙古草原地域广大，苍苍莽莽人烟稀少，汉军很难统计出对方确切的兵力。

东蒙古方向的气氛日趋紧张，但实质性的战争却始终没有打起来，对于和林汉帝国开战，布尔亚格玛显得非常犹豫。就像所有喜欢玩弄阴谋和小聪明的人那样，他既认为和林汉帝国开战不可避免，却总想在战争中给自己找点“后路”，畏畏缩缩地，不肯一口气把赌注压上去。

葛尔丹则凶悍了许多，从一六八九年开始，准葛尔汗国和大汉帝国的战争就打响了，并且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不过战场区域却一直限制在西北地区，准葛尔当面的敌人正是赵良栋统帅的林汉帝国西北兵团，在长达数年的交锋之中，双方都打得非常谨慎，一直都没有投入大规模的兵力进行局部决战。战场形势以营、连级别的磨擦战和边境堡垒攻防战为主，一半的战斗就是：准葛尔骑兵突然出现在汉军据点之前，对据守要地的汉军小部队发起突然袭击，如一击不中则立即远遁，从不和汉军纠缠。

而汉军的反应就是不断加固边境堡垒，慢慢地放弃一些偏远的、不太重要的据点，朝内线收缩，逐渐聚集兵力，同时辅以小规模骑兵部队，抽冷子打个反击，不让葛尔丹的骑兵太过放肆。

随着汉军后续援军的陆续赶到，西北战线的局势逐渐朝汉军方面扭转，驻守一线的汉军部队的出击频率明显增加，而且还打破了之前双方约定俗成的兵力规模，出击的部队兵力越来越多，而打击范围也越来越广。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讯号，双方统帅都心知肚明，大规模的决战马上就要到来了。

为了组织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大汉帝国首辅大学士下达皇帝诏令，几乎整个黄河以北都重新开始了战争总动员，刚刚在统一战争重压下挣扎出来的北中国重新被套上了战争枷锁。山西、陕西、河南、直隶等行省奉大汉朝廷之令，按照册户丁口统计，征召了一百二十余万壮丁和壮妇，分为两个方向，朝长城一线输送军用粮秣物资。

而刚刚纳入版图的南中国，特别是两江地区，各处河道汹汹涌涌，挤满了北上的运输船队，各种型号的大炮被骡马拖拉着蜂拥向前，军用马车上火枪就像柴禾一样用麻绳捆在一起，一堆一堆的缓慢移动，各种旗帜迎风飘扬，大路走枪械火炮、弹药、粮食；中等道路上走马草、苜蓿、红薯藤、燕麦、青稞、大豆杂粮，小路上摩肩接踵，行进着去北线服徭役的南方壮丁；每隔三十里，驿站两旁伫立着一人多高的开水桶，烧水煮饭的大灶彻夜不息，长长的木板凳上摆满了供人饮用的粗瓷大碗，奉命北调的步兵军团和民团、壮丁挤成一团，鲜艳的军服染得官道一片火红，如果有人从上空俯视的话，立即就会震惊的发现，那些宛若中华血管的河流和道路上，此刻已经是血脉贲张汹涌奔流，就好像是一个强大的巨人，在和对手进行殊死搏斗之前，深深的呼气、深深的突气，就等着某一刻，将所有的力气一瞬间释放出去。

把握着这片土地的命运的人在遥远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