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臣以为南方之事，海禁为祸甚大，唯有开禁之事，弭盗安民，莫先此举。”

“何以见得？”

“陛下，自太祖皇帝列十五不征之国，因日本屡犯海禁，又由我天朝子民出海而去，成为异国之民，成了背弃祖宗的刁民，是以太祖颁海禁之令，除了留下泉州等港口开放之外，本朝制度就与那南宋绝然不同，寸板不准入海。官司也不抽税，海关亦无厘金收入。再有郑和下西洋后，宣宗皇帝因大学士夏原吉奏说宝船一事劳民伤财，其弊甚大。宣宗皇帝准奏，烧了南京宝船厂，就是连造船的图纸，亦是一张不留。自此之后，我大明没了官师，没有能战的水师，致有嘉靖、万历年间倭人入寇，四处烧杀抢掠，海上竟无半个大明的水师官兵抵挡！”

崇祯听他说到此处，仍然是不得要领，却因这位老臣德高望重，到也不能喝斥，只得勉强一点头，道：“说的甚是，朕知道了。”

“陛下，想来陛下还不明臣的意思。臣是说，有海禁百余年后，海上有警竟致不能抵敌，那么海禁何用？阁臣夏原吉原意是要节省用度，方裁撤船厂，大明不造大船，那么倭人入侵之后，我明朝受的损失，失去的财物金银，岂不是远远超过几个宝船厂的浪费么？”

海禁一事，自明太祖以来以然略有争论，却从来没有人敢在朝堂上公然反对，若不是何乔远身份超然，只怕立时就有人上前与他理论。饶是如此，这太和大殿上仍是议论纷纷，各人均想：“这何老头子从南京赶来，怕是热的晕了头了。”

崇祯脸色已是很难听，觉得很难再听这老头子唠叨。他知这何乔远是泉州人士，而泉州则是明朝每年出海船只最多，出外谋生侨民最多的港口城市，是以何乔远为家乡说话，图个老来虚名，回乡之后也得些现实好处罢了。他想来想去，便认定了何乔远目地在此，因冷冷道：“朕知道了。不过海禁一事是祖制所定，有大诰在前，朕不敢胡乱更改。你且退下！”

何乔远见殿上诸人全然不解其意，皇帝及诸臣皆是一头雾水，心中当真气急。他原本亦是一呆书生，辞官回乡之后，到是对民生有了更直观的了解，知道明廷的财赋大半来自江南田赋，而难得的一些矿山和工厂却已在万历年间被神宗派出搜括的宦官黄门打击的奄奄一息，此时虽然略有恢复，却已是不复当年盛况。论起富庶，江南无一城市可与泉州相比。待他听说张伟在台湾大力发展贸易之事，亲自携了门生子弟，乘船出海，至台湾参观一番。回乡之后，综合其对北方及江南、泉州各处为官的了解，苦思良久之后，终下定决心要上疏皇帝，要令大明如同张伟那般的对外贸易，依他的想法，若是以明朝来做张伟那个弹丸小岛所做的事，定然是事半功倍。到得十几二十年后，整个南方定然富庶非常，那建州和贼兵起事，自然也会轻松被敉平。

不顾皇帝和群臣的反感，他皱着双眉，仍站在大殿中心，向着皇帝陈辞道：“臣意以为，海禁一事好比治水。禁不如导，国家不准寸板出海，实则海上商船不绝，大半是那些敢死之徒拼命出海，贩卖货物至南洋。因暴利诱人，无法禁绝，从世宗年间的汪直，到现下的郑芝龙、张伟，哪一个不是从这海外贸易里得了暴利，成为富甲天下的巨富？国家与其仍是持禁，到不如放开海禁，公开贸易，设立有司收取税赋，则利润不归走私商人所有，而归国家矣！以个人的实力，又如何同国家相抗？只要陛下开放海禁，则贸易畅通，诸事顺谐，天下金银源源不断入我大明府库，则可以足财赋，备军饷，平乱民，抗外夷，其利甚大！”

说到此处，他伏下身子，向皇帝叩首道：“臣的话说完了，伏惟陛下明鉴决断。”

崇祯早就不耐烦。若不是看他三朝老臣，年事已高，满头白发仍是勤劳国事，自已也曾亲下谕旨，夸赞他“老成体国”，又将他召来北京咨问国策，早便将他喝斥退下了。因皱眉向他道：“国家以农桑为国本，断乎不能以工商为重。先生退下！”

见何乔远仍想说话，崇祯忙向刘宗周道：“你来说说！”

“陛下，臣意与陛下同。国家当以农桑之业为本，我朝立国两百余年，未曾与百姓争利，也不是一样致天下太平？现今国事纷扰，首要还在教化人心，涮新史治，抚流民，治军备，徐图更改之。何大人所言虽是有理，到底是剂猛药，需天下太平，诸事顺谐之时，再议不迟。”

“朕意亦是如此！即刻着有司商议海禁一事，勿使滋扰百姓为要。”

他沉吟一下，觉得此时触怒张伟到底不妥，又道：“那张伟公忠体国，还算的是勤谨事上。赐其都指挥使司的世职，好生抚慰着，不使其滋事生乱。至于江南兵备一事，着南京兵部尚书切实整顿，着左都御史刘宗周巡按检视，务要确保江南无事！”

第二百零三章 鼎革（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