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武威，姑臧。

长安的消息连续传到河西。

郑玄大师的病逝让众人非常震惊。虽然长公主、辅弼大臣、朝中诸多公卿大臣都赶到洛阳参加了大师的丧礼，试图挽救因为大师的故去而给新经造成的重创，但新经的官学地位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危机。毕竟新经出现的时间太短，研习的弟子太少，而且它和古文经学又有很深的渊源，在古文经学高举“反谶纬、反繁琐”的大旗公开挑战新经的情况下，它的地位岌岌可危是很必然的事。

朝廷以新经为官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消除今古文经学两派延续了两百多年的争论和矛盾，从而减少因为学术纷争给国策带来的影响，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在中兴大业步入最关键的国策调整期的时候，郑玄大师竟然倒下了。

许劭、王剪、胡昭、杨奇、韩融、淳于嘉、钟繇等今古文经学两派大儒都给大将军写信，各自呈述理由，希望大将军能正视现实，出面劝说长公主和丞相李玮等人，重修官学，把今古文经都纳入官学，增设太学博士。

现在的现实问题是，私学盛行。无论是古文经学派，还是今文经学派，大儒们的私学都办得非常红火，这和当年北疆为了解决人才紧缺问题而鼓励开办私学有关，这个政策至今未改。如今选拔制度改了，《九品官人法》的主旨是唯才是举，看上去儒士们都有出路了，但朝廷在选官的时候显然不会重用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儒士，所以这种情况如果一直延续下去，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儒士们会越来越少，最后两种经学必定衰落，这是今古经学大儒们无法接受的事实。

李弘很为难。大儒们希望李弘能利用自己的权势威慑朝廷，让今古文经学一直存留于世，但李弘不想让自己的权势凌驾于朝廷之上，他尊重和相信朝廷的决策。

李弘想了很久，最后给诸位大儒各自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天子四年后主政，长公主也好，我也好，辅弼大臣们也好，都要还政于天子，而这四年时间内，今古文经学的地位暂时还不会遭到新经的打击，所以官学的事，还是将来请天子决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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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李玮的书信很长，洋洋洒洒，显得心情极为顺畅，他对大将军说，新制实施后，他有绝对的把握让朝廷的财赋在一年内翻倍。

按照他的估计，十月秋收的时候，朝廷基本上可以控制盐铁价格，这样就能提高谷价，一来可以增加农夫们的收入，提高农夫们种田的热情，二来可以让朝廷得到更多的粮食。

“入粟拜爵”的律令颁布之后，各地富豪们响应积极，预计两到三个月内，边郡就能得到大量的粮食，而骠骑将军鲜于辅大人也就可以对北疆、辽东的叛逆们展开攻击了，西疆各郡的形势也能暂时得到缓解。不过，考虑到鲜卑人扶罗韩和射隆的实力比较强悍，汉军动用的军队较多，三万人以上规模的大战还是要等到秋收之后展开为好。

李玮对朝廷庞大的债务问题耿耿于怀。他有个设想，西疆现在人口少，地多，要想迅速恢复只有移民屯田戍边，但短期内想迁移人口到西疆，可能性微乎其微？谁愿意到那么贫瘠的边疆去？当年孝武皇帝为了移民戍边，想尽了办法，效果很差，最后帮他解决问题的告缗令。告缗令让中小商贾都破产了，很多人还因为被人诬陷获了罪，这些人和他们的家眷、奴仆最后都被强行迁到了河套、河西一带屯田戍边。当然了，这个办法朝廷不能用。

朝廷当初在赊贷的时候，曾和大门阀大商贾有个约定，朝廷可以用其它同等价值的东西偿还这笔债务，可以是谷粟，也可以是绢缯，所以李玮打算钻这个空子，把债务全部转成河西四郡的三十年土地租种权。

大门阀大商贾如果不去河西耕种土地，这笔债务就算他们自动放弃了，他们如果愿意去种，愿意派遣雇农、田僮、奴仆去开垦，朝廷可以给予很多的优惠，各方面的优惠，如此一来，迁移人口和屯田戍边的事解决了，朝廷背负的庞大债务去掉了，粮食和财赋也有了，一举多得。

另外，此策对朝廷坚守西疆的策略也有好处。这些大门阀大商贾为了保住河西土地上的粮食，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和朝廷保持一致，坚决戍守西疆，将来还要远征西域，否则他们的钱财就烟消云散了。

不过，这个债务转土地租种权的事，便宜都让朝廷占了，大门阀大商贾们短期内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只能盼望着长远效益，却没有任何短期效益，而他们要想得到长远效益，边郡的戍防就成了重中之重，所以，此策若想逼迫大门阀大商贾们同意，首先就要确保西疆的稳定，这样一来收复西域的事就显得非常急迫；其次，除了迅速稳定北疆外，还要尽快南下展开攻击，最起码要把徐州打下来，以便增强朝廷的威信和威力，让朝廷和这些大门阀大商贾们商讨此策的时候，可以拉下脸来威胁他们，你不干也的干，干也的干，否则我让你尸骨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