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中是指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地方，内朝官多是宦官。孝武皇帝晚期时，考虑到尚书只能在宫中殿阁奏事，不能到禁中传达政务，于是任命宦官为中书谒（ye）者令，负责传递诏令奏章，从此中书令开始牵制尚书令。

到了光武皇帝时，宫禁区别更为严格，士人不能随便出入禁中。禁中宣布政令、接呈奏章等事皆由设在禁中的侍中寺（由侍中、黄门侍郎等士人官僚组成）、东寺（由中常侍、小黄门等宦官组成）和西寺（宦官组成的禁中武装）负责。孝章皇帝时，侍中郭举与后宫私通，拔刀惊吓皇帝，结果侍中寺被迁到了宫中，禁中成了宦官势力的天下。本朝后期由于皇统屡绝，太后和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不便和公卿同堂议事，于是宦官上传下达，成了“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实际掌权者。自此宦官干政，社稷陷入危难之中。

当年孝武皇帝为了争夺相权，牵制外廷，大力重用中朝官。等到了光武皇帝之后，为了防止中朝势大，又以内朝官挚肘。皇权是无限制扩大了，集中了，但由于权力缺少有效制衡，社稷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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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在武人和士人的努力下，内朝和内朝官被彻底消灭了，宦官绝迹于禁中，但大汉随即就迎来了长达七年的权臣祸国之期。七年的征伐岁月，几乎把大汉彻底摧毁了。

今天，同样在武人和士人的齐心协力下，天子被救了回来，大汉开始走向了中兴的希望之路。

中兴的路很漫长，而中兴的基础就是国政方略，国政方略的基础就是官制。官制不能建立和完善，大汉中兴就是一句空话。

几十年来，朝臣们饱受宦官、外戚、权臣祸国之苦，对官制中的权力制衡有一种近似疯狂的欲望。制衡成为此次官制修改的重中之重。

权力制衡的基础其实就是权力分配，权力分配牵扯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所以激烈的争论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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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的修改要着眼于将来，所以内朝、中朝、外朝三个官僚体系必须要健全，缺一不可，彻底消灭内朝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内朝要建，内朝的宦官要严格依从大汉律，禁止参政，否则将予以严惩，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制衡皇权，也就是说，天子要把夺去的相权还给三公，还给外朝。宦官和外戚干政的主要来源是因为皇统继承一事随着皇权的增大，逐渐变成了皇帝的家事。皇统继承不是皇帝的家事，而是国家之事，应该由皇帝和外朝共同处理。只要外朝权大，则宦官和外戚干政的可能将大大减少。

外朝权大，最不利的情况就是君弱臣强的时候，强臣往往会演变为权臣，而权臣祸国，自古以来比比皆是，所以外朝的相权必须要得到强有力的制衡。制衡的关键就是中朝权力的扩大。孝武皇帝时，昭宣中兴时，光武中兴时，都是中朝权大，皇权集中，继而天下安宁，国家强盛，所以外朝若再想象过去大秦朝或者本朝早期一样拥有强大的相权，也是不现实的事。

但中朝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尚书台必须要交还本该三公拥有的权力。其中最主要的是三项大权。一是议政，国政必须由皇帝、中朝官和外朝官合议决策，皇帝和尚书台不能独自做出决策。二是罢免有过失的两千石以上大吏。在光武皇帝以前，州牧监察奏报两千石大吏不称职者，需要有三公府派掾史核查后才能罢免，但光武皇帝把这个权力抢走了。三是听取和处理上计事宜。郡、国每年终（或三年）要派属吏带着“计薄”（记载户口增减、盗贼多少等情况的文书）到京师汇报，听取朝廷的意见。这件事本来是司徒大人的事，但光武皇帝也把它抢去了，结果外朝大臣对各地郡国的情况一无所知，三公大臣想处理国政都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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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官制中的这些突出矛盾得到妥善解决，从而实现皇权和相权的制衡，长公主府、大司马府、大将军府曾数次合议，继而提出了四公同领尚书事的决意，以求外朝和中朝能够互为统属，互相牵制，但事实是，外朝大权独揽，中朝形同虚设，皇权受到了严重制约。

天子在长安虽然无权过问政事，但一帮大臣当时为了对抗董卓和李傕，教授了天子很多制衡之策和从权臣手上夺取权力的办法，天子因此深知皇权集中的重要，对维护自己的皇权也颇有心得。他知道权力只要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上，才能像孝武皇帝、光武皇帝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不愿意像过去一样，再度成为权臣的工具、朝堂上的摆设。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公主，还有国丈董承，国舅伏德，大鸿胪士孙瑞，黄门侍郎冯硕、侍中杨琦等大臣，他的理由很简单，按照这种官制实行下去，自己和在长安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