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

《明史·食货五》“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宛署杂谈》“至万历十年内，又蒙题，将铺行下三则免征税契，买价不及四十两及典价，一概免税，其买价至四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壹分伍厘。”

《明史·食货二》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

《明史·食货二》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

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一，也就是33。后来明朝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也就是在营业额少于26432元以下的免税。——这算是照顾弱势群体吗？农民税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189斤。官田为一至三斗多一点。人民税收少，也跟明朝的政府机构精减有关，但发生战争时费用大量不够，崇祯国乱时期，为求一点兵费，皇帝几乎四处求告。万历年间最好收成时全国财政一年有200万两白银，还是张居正改革搞下来的。明朝万历时总人口约6000万，人均每年负担国家税支0033两白银，约人民币22元。

福利。

《明史·食货一》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又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

明朝没有叫化子和流浪汉，每个县都有养济院免费收留。《宛署杂记》载“每名口月给太仓米三斗，岁给甲字库布一匹。”入养济院的条件是：“查都城内外之老疾孤贫者，籍其年以请。”由于有待遇以至于某些人发达了也不走，“间有家饶衣食、富于士民者。”也在里面混个名字捞个实惠。遇水灾旱灾流亡的人，凡有力可耕者，国家给田每人15亩耕种，给牛和农具。贫民没钱买地葬的，国家给地。老人八十岁以上的，国家赐爵。爵是有收入的。也就是国家养老。不过要等到八十岁。

过节。

春节、元宵、清明、瑞午、中秋、重阳。对于现代瑞午节来说来说明代比较这个节日。

“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绝。”——明代《菽园杂记》。

附录：崇祯的性格分析

明思宗朱由检 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思宗御押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误都属于正常。

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17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17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稻米高产区因过度追求货币的增值而导致粮食匮乏，动摇了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结构。清兵的入关与清朝的建立，才引导着中国从危机中走了出来。

这样的理论，似乎也可以为思宗这个亡国之君开脱了。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然而，人才何代无之？要在知人善任罢了。然而崇祯一朝“有君而无臣”。思宗既想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而且，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