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郎机在俞大猷看来，佛郎机与安南、占城、暹罗一样，是所谓西南诸番，距离广东不远卷7，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书。严从简则认为佛郎机是古代喃勃利国之更名，与爪畦相对。他说：“另有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或云此喃勃利国之更名也。古有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机国与相对。”[6]卷9，佛郎机 沈德符认为，佛郎机由古三佛齐国发展而来，乃南洋一大都会（卷17，火药。）黄廷师说，佛郎机属千丝腊，“原距吕宋不远，所谓数万里者，伪耳。”isis3，驱夷直言启祯时期之熊明遇虽然认识到“大西洋之番，其种有红毛者……与佛狼机、干丝腊并大，而各自王长不相臣属。”[9]素草下，红毛番但又称：“佛郎机居海岛中，与爪哇国值，初名喃勃利国，后更今名。爪哇在真腊之南，白占城驶舟二十日夜可达，计佛郎机与爪畦、真腊隅置海中，道里大约相同。”[9] 方位判断上的摇摆不定，说明熊明遇还不能断定佛郎机的大洲归属。相比之下，顾应祥对佛郎机地理方位之判断相对准确得多。他认为佛郎机可能就是元代进贡天马的佛郎国，与大食帝国为邻。其《静虚斋惜阴录》卷12云：考历代史传，并无佛郎机国之名，止有拂林国。元世祖（当为元顺帝——笔者注）至正间有佛郎国进异马，或者是其国也。又唐史西域传开元中大食国献马不拜，有司将劾之，中书令张说谓殊俗幕叉，不可置之罪，玄宗赦之。使者叉来辞，云国人止拜天，见王不拜也，有司切责乃拜远夷之桀骜如此。却其贡而逐之，圣明之见远矣。由此观之，则佛郎机亦大食之邻境也。

延至明朝后期，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不断来华和明人世界地理知识的日渐增多，不少人已经知道佛郎机属于欧洲国家，在晚明中国人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佛郎机已经有了较为合适的地理位置。

对佛郎机之人种属性，明人已有一定认识。茅瑞征说，佛郎机人“身长七尺，高鼻白皙，莺嘴猫睛，须卷而发近赤，亦多髡首，剔须。”[4]卷5，佛郎机张燮《东西洋考》卷5《吕宋》云：“佛郎机身长七尺，眼如猫，嘴如莺，面如白灰，须密卷如乌纱，而发近赤。”熊明遇日：“其人深目而多须髯”[9]。

如此记载不一而足，不必多引。他们已从发肤颜色、面部特征、身材体格等方面对佛郎机人作了初步描述。由于东西人种的巨大差异，加之找不到合适的人种归属，不少明人文献对此只好存疑处之。黄衷《海语》卷上《满刺加》云：“佛郎机不知何种，素不通中国。”所谓“不知何种”，正是一种存疑待考的态度。

令人可喜的是，蔡汝贤在《东夷图说·黑鬼》中比较了非洲黑人和欧洲白人的不同之处，并且首次使用了“白番鬼”这一称呼。他说：“黑鬼即黑番鬼，号日黑奴……或日猛过白番鬼云。”其“白番鬼”乃指佛郎机。“白番鬼”一词的使用表明，蔡汝贤已经把葡萄牙人归属于白色人种。这一称谓是对中国传统之“色目人”内涵的重大突破，为进一步认识佛郎机人种奠定了基础。火器、战船认识在明人佛郎机观中占有相当比重。《明武宗实录》卷194“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称：“佛郎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所谓“兵器比诸夷独精”，指的正是其火器与战船在当时有着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火器即佛郎机铳，亦简称佛郎机。顾应祥云，佛郎机铳原出佛郎机国，因国名而名之。其最大特点是铳分子母，母铳腹大，予铳数多，子铳事先装填药弹，战时轮流装入母铳，随装随发，杀伤力因此大大提高。试验发现，其射程在二百步左右，百步内威力较大，击大击小，皆能得心应手[101]~12。

嘉靖初，广东官军对窃居屯门的葡萄牙人进行清剿，葡人以佛郎机铳相拒，官军“苦无如彼铳何”[9]。正是在中葡军事冲突中，明人逐渐加深了对葡人火器威力之认识。他们眼中的佛郎机“大者千余斤”，“中人立死，[4]卷5?佛郎机，大可摧木石，细能击雀。[9]其火药配方亦与中国大不相。明人称佛郎机战船为蜈蚣船。其船身体细长，底尖面阔，两边列置船桨数十条，形状酷似蜈蚣，故而名之。茅瑞征说：蜈蚣船底尖面平，不畏风浪，用扳捍蔽矢石，长十丈，阔三尺，旁架橹四十余，置铳三十四，约每舟撑驾三百人，橹多人众，虽无风可疾走，铳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卷5，佛郎机茅元仪亦云：其形如蜈蚣，其制始于东南夷，以驾佛郎机铳……底尖面阔，两旁列楫数十，其行如飞，而无倾覆之患，故仿其制造之，则除飓风暴作，狂风恕号外，有无顺逆，皆可行矣。况海中昼夜两潮，顺流鼓丰世，一日何尝不数百里哉！其船内两旁各置大铳四五个，在舱内暗放，敌船不敢近，故得横行海上。竿资乘”水二。战船二。蜈蚣船 佛郎机之殖民本性是明人认识的热点之一由于正统以后明人之海外知识已大体局限于马六甲海峡以东，所以他们关于佛郎机殖民扩张之认识是从满剌加亡国开始的。黄衷说；正德问，佛郎机之舶来互市，争利而哄，夷王执哪哒囚之。佛郎机归诉于其主，议必报之。乃治大舶八艘，精兵及万，乘风突至。时已逾年，国中少备，大被杀掠。佛郎机夷酋进据其宫，满剌加王退依陂堤里。[12]卷上？

满刺加把殖民贸易争端当作佛郎机入侵满刺加的重要原因。蔡汝贤亦持此论。除满剌加外，明人还关注佛郎机对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殖民侵略。佛郎机在中国沿海的侵略活动更引起了中国人的高度警觉。

利玛窦写到：葡萄牙船只的规模，他们异乎寻常的装备，他们火炮的轰鸣，都只能增加中国人内心的恐惧。他们相信这些佛郎机人是强健的战士和各个国家的征服者，佛郎机的帝国是没有边境的，除非是到世界的尽头。[1]14 有基于此，不少人把佛郎机看成是侵略成性的白人国家。何乔远说：“佛郎机，黠夷也……行贾无所不至，至则谋袭其国人。”甚至视佛郎机为满剌加三害之一（13]王亭记满刺加。许大受断言，将来继贵州杨氏为患中国者，必为澳门佛郎机。他说：嘉靖问，澳门诸夷不过渐运木石驾屋，若聚落尔，久之独为舶薮。今且高筑城垣以为三窟，且分遣间谍，峨冠博带，闯入各省直地方，互相交结，即中国之缙绅，章缝折节相从，数千里外，问候不绝，得其馈道者甚伙，频年结连吕宋、日本，以为应援。凡我山川厄塞去处，靡不图之于室。居恒指画某地兵民强弱，帑藏多寡，洞如观火，实阴有觊觎之心。时时炼兵器，积火药，适且鼓铸大铳无虚日，意欲何为？此岂非窥伺中国，睥睨神器之显状耶？（14）卷4圣朝佐辟 但在这一问题上，明人认识尚有差异。林希元认为，佛郎机来华旨在贸易赢利，绝非有意为盗。他说，佛郎机初来中国，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沿海商民交易，其价平允；而日用饮食之物皆由我边民供应，米、面、猪、鸡之价倍于平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扰边疆，杀戮人民，劫掠财物。佛郎机不仅不为强盗，而且担心海盗剽掠累及自己，主动为我驱逐海盗。“据此贝0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吾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14]卷5，与翁见愚别驾书。启祯时期，由于后金问题目趋严重，明朝曾数次招聘澳门葡人铸造火炮，教练钪法。这一做法在明朝内部引起激烈争论。礼科给事中卢兆龙认为，澳门葡人心怀叵测，坚决反对招引入内。徐光启等则持相反看法。他在《闻言内省疏》中辩称，葡人、荷人，顺逆不同，“红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窥中国……澳夷之志欲强中国以捍红夷，”i15）卷35？崇桃缉六月辛酉，主张借用葡人之力巩固国防。关于佛郎机社会风俗，明代文献记载甚多。其食人风俗尤为时人津津乐道。黄衷云，佛郎机窃据东莞屯门，设栅自固，“掳婴儿烹食之。”（12]卷上，满刺加（万历）《广东通志》卷69《番夷》称，正德中，佛郎机人来广东，“数掠十岁以下小儿烹食之，率一口金钱百文，恶少缘以为市。广人咸惴惴，莫必其命。”严从简甚至详细记载了佛郎机人烹食小儿之方法：其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卷。需要说明的是，明人对于佛郎机食人风俗之传说与欧人对加勒比诸地食人习惯之记载一样，都是基于某种谣传的推测，未必真有其事。明人对佛郎机宗教信仰已有较多了解。顾应祥在初识佛郎机人时就说，其“头目常看书，取而视之，乃佛经也。”（10]卷12蔡汝贤亦云：“其俗不尚鬼，信佛，喜诵经。”i3）这里的“佛经”当然不是指佛教经典，而是对基督教《圣经》的拟同性称呼。在对欧洲宗教不甚了了情况下，明人只能采用佛来称呼天竺以西的西天宗教，“佛”已不单单仅指佛教。茅瑞征记录了佛郎机之礼拜斋戒。他说：“俗信佛，喜诵经，每六日一礼佛，先三日食鱼为斋，至礼拜日，鸡豕牛羊不忌。”（4）卷5，佛郎机所谓“每六日一拜佛”，即言其每隔六日一礼拜；所谓“先三日食鱼为斋”，是说天主教小斋。待至耶稣会士特别是葡籍会士来华传教，佛郎机宗教信仰遂更多展现于中国人面前。明人所认识的佛郎机婚俗主要包括：婚姻以家世财产论、不用媒妁通聘问、教堂成婚教士主婚、女方妆奁之费数多蔡汝贤说，（其）“婚娶论财，无媒妁，家世相敌，即诣佛前相配，以一僧为证，谓之交印，遂携妇归。男聘以十四，责女之奁资常数倍，奴囝有五六房者，故外家非千金不以嫁女。”13《皇明象胥录》卷5《佛郎机》云：“婚娶论财，责女奁资数倍，无媒妁，诣佛前相配以僧为证，谓之交印。”关于社交礼节，明人称其贵贱相见。贱者以脱帽示敬，一般人相见则以扪心为敬；误扪其首则勃然忿争。（3）佛朗机在外交场合也没有东方的跪拜礼节[10）卷；明人所认识的佛郎机服饰是“贵者戴冠，贱者项笠……上着衫，腰穿长樗，下垂至胫，足有皮屦。衣服极沽。用琐袱、西洋布、琐哈喇，或中国丝绵铀段为之，颜色惟意”（3）所了解的佛郎机饮食是“饮食不用匙箸，富者食面。贫与奴仆食米。”[4）卷5？佛郎机明人所记佛郎机物产极为丰富。蔡汝贤《东夷图说·佛朗机》云：“其产有犀、象、珊瑚、眼镜、琐袱、天鹅绒、琐哈喇、苏合、番段之属。”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12云：“所进方物有珊瑚树、片脑、各色锁袱、金盔甲、玻璃等物。又有一种如红绒褐，名撒哈刺，三刃剑一口，又一剑，铁，可折转。放手即直，其锋甚利。”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5《佛郎机》云；“相传其国颇富饶，多畜犀角、象牙、珠贝、胡椒。”《东西洋考》卷4《西洋列国考·麻六甲》记佛郎机“瑷建”，日：“俗称眼镜。《华夷考》日：大如钱，质薄而透明。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物产远非葡国重要物产之全部，而且并非全为葡国所产，如犀角、象牙、珠贝、胡椒、珊瑚、片脑之属皆为葡国热带殖民地物产，明人不知。误为葡萄牙物产，反映了对葡认识的片面性。明人对佛郎机语言文字亦有一定认识。熊明遇称“佛郎机……画革旁行以为书记”，与中国书写方式大不相同（9）。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满刺加》云：“佛郎机有使者日亚三，能通番汉，贿江彬。荐之武宗，从巡幸，武宗见亚三，时时学其语以为乐。”如是，则明武宗亦曾学习葡语延至明末，天主教士将拉丁文字带入中国，明人对此佛郎机文字遂有更多认识。明人佛郎机观是继大秦（拂蒜）观之后古代中国人对于欧洲国家的又一具体认识，与此前之大秦（拂秫）观相比。明人佛郎机观表现出了新的特点。（i）明人佛郎机观是在新航路已经开辟、全球化进程正在起步这一崭新国际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新航路的开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彻底打破了旧文明时代不同文明区域条块分隔、平行发展的隔绝状态，使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区域之间的交流融合由可能变成必然，由偶发变成常态，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亦由此开始。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葡萄牙正是在此背景下走到一起，实现交流，相互认知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明人之认识佛郎机乃是全球化起步阶段不同文明区域之间交流融合的必然结果，是明代中国人对早期全球化的自然反应，体现了他们对这一世界历史大势的不自觉顺应。（2）明人佛郎机观是在明代中国人未得亲履其地情况下，以东来欧洲人特别是东来葡萄牙人为认识媒介，以并非完全主动接受的佛郎机相关信息为依据而形成的。认识来源于认识主体的目见耳闻。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进行加工后所获得的关于认识对象的基本印象。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明代中国人没能涉足葡萄牙，缺乏对葡萄牙进行积极主动的调查研究。没有获得关于葡萄牙的第一手资料。他们认识佛郎机的基本素材皆来自于东来欧洲人，尤其是东来葡萄牙人。葡萄牙殖民者在这一认识过程中表现得相当主动。从佛郎机占领满刺加，到佛郎机骚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再到佛郎机以非法手段窃居澳门，并以澳门为基地发展对华关系，葡萄牙殖民者不断以认识对象反作用于认识主体的特殊方式向明代中国人传递佛郎机信息。正是由于葡萄牙殖民者的不断灌输、刺激，才最终促成明人关于佛郎机的一般认识。（3）作为对于欧洲具体国家之又一个案认识，明人佛郎机观在认识深度与认识广度较此前之个案认识大有进步。在地理方位上，此前之大秦（拂棘）观虽云大秦近于日没处，但并不知道大秦属于欧逻巴，对其国家所在之描述相当粗略；在人种归属上，此前之大秦（拂秫）观不知道大秦人种属于白色人种，而认为大秦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与中国人种大体一样；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此前之大秦（拂秫）观也是传闻多于事实，认识偏差较大。与此相比，明人佛郎机观则有了重大发展，如明人认识了佛郎机之真实名称，认识到了佛郎机属于白色人种，认识到了佛郎机之火炮战船，认识到了佛郎机之殖民扩张，认识到了佛郎机之宗教信仰，这些认识不仅涉及面更广，而且相对准确。体现了明人对欧洲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量的增加与质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明人对欧洲的认识的较高水平。第四，明人佛郎机观适时作用于明朝之国家政治生活，发挥了认识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以下两点足以说明这一影响的巨大而深远。其一，基于对佛郎机火器之既有认识，明人掀起了仿制佛郎机铳之热潮，并将其装备到沿边军队中，实现了军事装备的革命性变化。何儒、汪钱是明人早期学习葡萄牙军事技术的代表人物。

《殊域周咨录》载： “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汪）弦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10）卷9？

何儒通过内线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的佛郎机制造技术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汪珐正是利用杨三、戴明等人研制的佛郎机铳打败了葡萄牙人，达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除在东南沿海地区仿制装备佛郎机外，北部沿边地区也大量仿制装备佛郎机汪珐是最早呼吁以佛郎机为沿边守备主兵器的明代军事家。

嘉靖九年，汪上言，国家于沿边地区各设重镇，驻扎重兵，又设墩台城堡，为了望之所，其为守御之计，似无不周。然每当蒙古内犯，镇兵终难抵御，此何故也？盖墩台初无遏截之兵，徒为嘹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备，所执兵器不能及远，所以往往覆败。为令之计，当用臣所进佛郎机铳，小如二十助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一铳，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肋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三钪，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星列棋布，无有空阙，贼将无所容足，可以收不战之功。[16]~7，嘉靖几年九月辛卯 兵部尚书李承勋积极支持汪铉提议。在嘉靖皇帝和兵部推动下，佛郎机很快成为九边御敌之第一号兵器，促成了沿边主装兵器的实质性变化。其二，基于对葡萄牙游离于朝贡体制之外但又必须发展中葡贸易关系之既有认识，明人在处理中葡关系时，开始有意绕开朝贡体制，寻求一种以经贸关系为主要内容、以和平务实为虽终目的外交新模式。

1554年，葡萄牙特许到东方的船长苏萨通过与广东地方官员的接洽商谈，终于得到他们允许，葡萄牙与中国开始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朝贡贸易关系的新型贸易关系。这种中葡之间寻求确立的新型国家关系与传统朝贡关系明显不同，可以看作是明朝自身对于自己一贯奉行的朝贡外交模式的局部修正。此一修正虽然力度不大，范围也极狭窄，但它却是中国由古代外交模式向近代外交模式进行艰难转折的开始，此后之明清王朝虽然仍旧坚守朝贡外交模式，但在处理中欧国家关系时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这种模式。

张燮称这种模式“马非马，驴非驴”，可见其与传统外交模式的另类与区别。不可否认，明人佛郎机观尚有诸多不足与模糊之处。其不足主要表现为认识还比较肤浅，尚停留在以感性认识为主的认识阶段。

明人只是认识了佛郎机的一些表象或外在的某些方面，关于佛郎机内在的一些方面，如葡萄牙的社会政治制度，以葡萄牙为代表的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崛起，新航路开辟后由葡萄牙对外殖民所昭示的世界历史大势等等都还没有形成认识。

模糊之处主要表现为对佛郎机名称还存在混淆，如混满刺加为佛郎机，混干丝腊为佛郎机，甚至混吕宋为佛郎机，导致明人佛郎机认识中掺杂有满剌加认识、干丝腊认识甚至是吕宋认识，给后人的判断分析带来一定难度。

明人佛郎机观上述缺陷之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明人没有亲临其境，进行零距离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关于佛郎机的第一手资料，只能以东来欧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为媒介间接认识佛郎机，得到的认识就片面肤浅，难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