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戈培尔早已去了柏林，走时，他肩背一个旧书包，买的是三等火车票。抵达后，他发现，柏林区的党组织混乱不堪。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所谓党组织根本名不副实，五花八门的人凑在一起，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只有几百名……

在首都，党的会议常常变成叫骂比赛，抽耳光之举成了家常便饭。一次，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与一名叫哈格曼的发生争吵，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竟以提出决斗而告终。

摆在戈培尔面前的任务，很明显，是极端困难的。在他所管辖的近千名党员中除了彼此不和外，在街道，还遭到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

当时的区党部设在波茨坦大街一座大楼内的肮脏的地下室里。“财政被弄得乱七八糟。柏林党区那时啥也没有，有的是债务。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令戈培尔泄气，反而使他倍受鼓舞。他将总部迁至一个较好的地方，开始正常办公，还健全了财会制度，由他亲自管理。

戈培尔觉得，现在该是壮大党的组织的时候了。为此，他就得引起厌倦的公众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他们靠此过日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

此后，或写文章，或发表讲演，他都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他的冲锋队则在街头找赤色分子寻衅，尤其是在他们有理时……

我认为戈培尔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任务。

戈培尔原希望赤色分子捣乱，但一切都很平静，连主要的报纸都未对此次演讲作任何报道。为了使党留在公众的视线内戈培尔在退伍军人协会大厅组织了另一次集会。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反犹口号‘苦难的人民！谁会拯救我们呢？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印刷了数千份，在柏林全市张帖……”

“对纳粹党目前的状况，希特勒似乎漠不关心……”见萧志远把记录放了下来，陈昱小心地说道：

“他在近月来所作的演讲表明，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意识形态。他反反复复地向听众灌输种族主义思想和德国的未来在于征服的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他的自然法则：弱肉强食。

在纽伦堡召开的党的3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这个纲领又向前跨出了一步。2万名党员，其中8500人身着制服，拥进这个古老的城市。与通常一样，会场非常壮观……

希特勒把生存空间的概念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他重申了让德国人民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的要求；然后，他指出，权力，只有权力，才是取得新的领土的基础。但是，他说，德国已被三种可怕的力量剥夺了权力因素：国际主义，民主，和平主义。接着，希特勒又将这三位一体与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国际主义、民主与和平主义难道不是犹太人的发明创造吗？确实，希特勒已将生存空间论和反犹主义合为一体了。希特勒对新概念之不系统的摸索已接近大功告成了……”

陈昱起身帮萧志远重新倒了一杯咖啡，说道：

“希特勒仍居住在提埃希大街的那个小房子里。虽然，在德国的某些最豪华的家庭里，他好像英雄一样受到上宾接待，他的生活标准仍是苦行僧式的。根据我亲眼看到的，他还将自己仅有的几件衬衣和几双袜子与别人共用。在这间陋室里，他接见了来自全国的崇拜者，有穷人也有富人，表现出他审时度势，和蔼待人。他给女人们的手吻，赢得了她们终身对他的忠诚；强有力的握手，实事求是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则赢得了男人们的信任。

而他最锋利的武器，就是他的演讲……

他的演讲也成了政治敏锐的典范。他能在短短的1小时内，使怀有疑心或保留意见的听众鼓掌，而且掌声越来越响，到结束时，掌声成了满堂喝彩的掌声。后来，连头脑最清醒的听众也宣称，虽然他们仍反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但，很明显，希特勒本人却比他们想象的更通情达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