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儒家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视为整个社会的基本美德，古希腊人把智慧、勇敢、节制、公正当作城邦公民的四大美德，中世纪的基督教把信德、望德、爱德看作基督徒的三主德。

那么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官员呢？

忠诚。忠诚作为对政府官员的品德要求是非常重要的，官员要始终如一、无条件地遵守和实现自己的道德要求，它是中国传统官员品德体系的一个核心范畴之一。

在《论语》中曾子就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这里孔子所言的‘忠’，指的是克尽己责。之后的《孝经》强调‘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亦即在家尽孝，在朝尽忠，忠是孝的延续。

忠诚作为一个历史性的道德范畴，对于今天政府各级官员干部而言，对其忠诚的道德要求在本质上不同于古代社会，它强调从总的倾向上来把握个人对政府的根本态度，忠于党、忠于国民、忠于国家、忠于职守。

忠于国民这一点上，我们的官员绝不能对上奴颜媚骨，对下横行霸道，更不是对国民当面信誓旦旦，过后信义全无，更有甚者，将对群众一时的承诺作为愚弄他们的机巧手段，拿自己的诚信当儿戏，最终使政府的公信力彻底消失……”

萧天点了根烟，在那想了许久，然后继续落笔写道：

“……官与民的关系作为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不仅反映着官员的道德态度，而且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官德本质差别的分水岭，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有大量的民本民贵思想资源，封建君王和有远见的思想家也反复强调‘爱民如子’、‘为民做主’，但从本质上讲，当时的统治阶级重民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仅仅是巩固封建君王政治统治的主要手段。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官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民由过去的奴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由对强权的屈从变成了对自由的肯定，由草奴人格变成了独立人格。

但是，从我们的官员方面来说，还有许多人对‘甘为公仆’的观念远未树立起来。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使广大国民和各级官员深刻认识到，国民是我国政权的根本性质，国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最终来源，全心全意为国民服务是各级政府官员的根本职责。

要真正培养起领导干部‘为民’的道德品质，必须建构起完善的政治制度，其中公民社会制度的建立尤为重要，因为单靠公民个体的力量，无法对抗强大的公共权力，只有让广大公民建立起自己的民间组织，以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方式去保障自己的神圣权利，才能确保各级官员对国民永保敬畏之心，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公正，也是官员必须做到的。公正是公平和正义的合称，在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史上不乏对公正的真知灼见，儒家的‘正心诚意’理论就是明证。

官员必须从内心尊重正义，努力成为具有正义品质的人。在施政行为上处理事情公平正当，在公共领域不谋私利，面对社会不公敢于直言，遇到恃强凌弱勇于挺身而出。要具备上述道德品质，就要求官员能够笃信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正确性，不因邪恶势力胁迫而丧失原则，真正做到大公无私。

官员面对公私利益冲突时，始终把国民和国家的利益放到首位，乃至牺牲个人私利而服从人民、党和国家的利益……

宽容。宽容也是政府官员应当具备的一种道德品质。在大是大非面前讲政治、讲大局、不弄权、不斗气，讲支持、讲尊重、讲信任、讲谅解，培养自己容人、容言、容过的宽容气度，善于取人之长，容人之短，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内大搞专制独裁，排除异己，唯我独尊。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