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后，列宁又和托洛茨基进行了一次面谈，在这次面谈中列宁忧心忡忡地说道：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再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可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在正常情况下，列宁相信自己掌控全局的能力，但身体突变，使得原本可以从容考察择优选用的“接班人”问题，顿时变得刻不容缓了。

列宁可能意识到自己也许到了“交代后事”的时候。他感到需要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并且是“使他焦虑不安”的想法让全党知道。

列宁病重期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盟为“三驾马车”，为攫取最高领导权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

在如此生死攸关的时刻，托洛茨基在想什么、做什么呢？

“对于这些阴谋家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在群众面前公开反对我。工人们都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乐意听他俩的，但对于他们在1917年的叛逆行为记忆犹新。他俩在党内缺乏道义上的威望。而斯大林在老布尔什维克的狭小圈子以外，几乎是个无名之辈。我的一些朋友对我说：‘他们永远不敢公开反对您。在人民心目中，您和列宁的名字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党的著作、报刊和鼓动员们仍生活在以列宁托洛茨基为标志的昨天……”

这是托洛茨基真实心态的表现……

当“由谁继位”的残酷竞争已向托洛茨基布下大网时，他却仍在这些不切实际的幻觉中陶醉。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列宁参加大会的希望很渺茫，于是出现了一个由谁来做基本的政治报告的问题。

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当然是托洛茨基。”

他的话立即得到加里宁、李可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不过加米涅夫显然是违心的。

“如果我们中间的某个人想以个人名义代替病中的列宁的话，党会感到不自在。我们这一次就别做导论式的政治报告了。我们就按照议事日程所列的问题做必要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