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谭延闿舆论喉舌的操纵下，所有报纸都铺天盖地的在宣传中俄条约，关于收复中国领土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中国政府对舆论的导向除了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偏向之外，最终目标是挑起国人对英国的仇视——在上海、天津、北京、广东等中国经济和教育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学生、工人开始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或是演讲。莫里循在《泰晤士报》上对此发表了极为悲观的报道，称如果大英帝国不在华租界和香港殖民地的问题上予以让步，中国人仇视英国的情绪将会进一步上升，考虑到中国刚刚打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不是六十年前腐朽的满清政权时期这么好欺瞒，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势必会将中国推向德国的怀抱，由此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将会直接受到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的威胁。

莫里循在《泰晤士报》上的报道在英国民间引起了巨大反响，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拒买英国货，而中国政府也开始有意识的在政府采购中减少英国产品的比例——国家不可能像民间那样说拒买就拒买，这会带来外交上被动，同时一些尖端生产设备是必须要从英国进口的，只是中国政府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对某些门类的英国货开始缩减采购量，转而将这些份额转移到美国的身上。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他最理解目前中国的状况，和英国政府诸如一味的坚持强硬态度的张伯伦不同，他更赞同现任首相亨利·坎贝尔爵士采取缓和的态度，租界可以放弃，将香港殖民地拖延下去的策略——1902年，最后一位声称不愿意住进唐宁街十号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去世，他的外甥贝尔福入住唐宁街十号当了三年的英国首相，今年由亨利·坎贝尔爵士接任。不过索尔兹伯里也许不会想到，就是从他外甥贝尔福开始，唐宁街十号成为英国首相的官邸、英国的心脏，从此奠定了唐宁街十号作为首相府的形象。

中国在这个时候和英国谈判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贝尔福在其任内其政府因关税改革议题而陷入分裂，坎贝尔这个时候还在替贝尔福擦屁股，根本没有太多的精力去顾及外交事务。此时英国虽然和法国达成协议成为盟友关系，但是数百年来两国之间的积怨不是一纸盟约所能掩盖的，而法国人也是受到德国的严重威胁之后才迫不得已选择了这条路，两国之间的关系远不如法俄关系这么牢固；在欧洲之外，三年前的第二次布尔战争给英国人留下了难忘的教训，就是对付这么一个由民兵并没有严密组织的散兵游勇，英国居然在南非这烂泥潭中前后付出了两亿多英镑死亡两万多人的惨重损失，英国人打胜了这一仗，得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矿，但是大英帝国却进入了全球战略收缩阶段，力量逐渐回归日趋紧张的欧洲本土。

谭延闿在北京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所有的外国使节都亲自到场观摩了，事实上更早在谭延闿北洋练兵创建这支军队的时候，有很多外国人就曾给予过很高的关注，莫里循和朱尔典都属于此类。他们坚信自己的祖国在大海之上是无敌存在，但是要隔着半个地球面对这么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数量庞大的陆军，即便是再乐观的军事专家也不会抱有任何希望，一定会重蹈俄国人的覆辙——谭延闿就看准了这一点，如果事态真的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那他就砸烂家底将英国拖在远东，到时候看英国拿什么来打一战，到时候哪怕是损失再惨重也会奠定一个完整国家的基础。

在谭延闿的有心推动下，德国报纸开始连续刊载中俄作战中的一些过程，这些在欧洲无论是军事家还是平民都是很感兴趣的——战争虽然过去了好几个月，但是中国对于这场战争的细节都是作为机密讳莫如深，而俄国因为距离海参崴如此遥远，俄国最高当局很难从电报上的那些只言片语中搞清楚当初到底自己是怎么失败的，就算清楚也是“家丑不可外扬”。

这些由中国参战前线指挥官写出来对海参崴战役的评论让整个世界的军事家们都耳目一新，当然这些评论都是经过中国情报部门审核过的，尤其是情报工作完全只字不提，即便如此里面中国陆军对炮兵和一些进攻要塞的战法也让人们收获不小。谭延闿此举包藏祸心，他知道里面的一些内容尤其是炮兵在战争中地位肯定会被大大提高，尤其是他的军官们对当今速射炮口径和威力的抱怨将会让工业更发达的欧洲陷入一场陆军军备竞赛。

谭延闿可以想象，也许用不了多久，法国人的七十五毫米速射炮就会受到严重挑战，一百零五毫米以致一百五十毫米的重炮地位将会大大加强。到时候这些大口径陆军重炮肯定会在一战战场上率先被验证，其结果是让一战的炮战在一开始便犹如地狱一般残酷，双方的士兵面对的将不是一些好对付的七十五毫米左右的炮弹，更多的将是杀神一般存在的一百毫米以上的重炮。这些重炮炮弹将会轻而易举将本来速射炮无法击毁的野战工事内的士兵炸个粉身碎骨，一战的欧洲战场将会让所有参战的国家血流成河。

当然这些评论也招致了欧洲一些守着老旧思想的军事观察家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陆军将火炮的地位抬升的太高了，甚至认为中国的参战部队一天内将整个中国至少需要十个月生产积累下来的炮弹全部打光，为的便是清理出一条前进的通道，这显然是对战争资源的一种极大的浪费。对于这种批评，谭延闿和中国陆军将领不置一词——体验过这种味道的俄国人不是成了死人便是在中国的铁路工地上做苦工，他们永远不知道置身于弹如雨下的境地中那种绝望的心理，还有便是中国陆军出奇的低伤亡。

法国人从中学到了要注意自己的弹药库存——中国陆军炮兵所采用的速射炮正是他们的骄傲产品，但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中国人居然在一天的时间内打光了快一年存下来的弹药，这里面中国生产能力低下固然是一方面，但也不可否认装备更多这样火炮的法国是不是也要准备更多的弹药？德国人则吸取了中国的教训，开始埋头发展大口径野战重炮——欧洲有比中国战场更加发达的交通系统，完全可以支撑一百毫米以上重炮的运输，如果要是德国来干的话，列车炮这样受条件限制严重的武器能够少用还是少用……

不管怎么样，所有人都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同时对自己或是对手的武器有了一个更新的了解，批评固然有，但赞誉却更多。不过民众的感受到不是这么专业，他们被本国的军事评论家所写的一些文章也给蒙住了，认为中国的陆军也许就像几十年前的德国那样创造了一个奇迹，也许水平还无法和德国相比，但绝对不是好惹的——这种心理才是谭延闿最想要的，同时对于还是有些顽固的英国政府来说却是要承担极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心中很清楚，如果中国人真的采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多半和俄国一样不会有太多的选择和作为。

“这是留给英国政治家的难题而不是我们的，我们也不可能真的和英国动武，但是如果局势逼到我们必须要走这一步的时候，我也不会犹豫……因为我和你们一样，都不会容忍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还要在自己的地盘上有租界和殖民地，若是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后人会戳我们的脊梁骨说我们没有骨气！”谭延闿在新改组的国防部第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说道。

建国后中国的国防部实际上就是一个空架子，真正的权力在陆军总参谋部和海军总参谋部，不过国防部将财权紧紧的抓在手中，国防部部长实际上就是谭延闿的“账房”，落实国防资金是否落到实处，另外再充当军法处的角色，保证军队内部的没有贪赃枉法或是干预地方政事的事情发生。

中俄战争期间合组的海陆联合参谋部也是一个空架子，由于有谭延闿坐镇而不会受海陆军前线将领的轻视，实际负责的是后勤物资供应的任务——无论是国防部还是海陆联合参谋部，除了一些参谋军官之外，主要负责其运作的绝大多数是文职人员。其实这也是谭延闿的治军理念——军队需要强大的战斗力，但是绝对不能干政，军人干政的后果将会是及其严重的，最终演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启用文职人员来管理部队在非战争状态下的运作，也是压制军人向地方事务伸手的措施。

战争结束后，谭延闿认为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不会被卷入大规模的战争当中，而目前军队中的“派系”纷争也该到了收拾的时候，遂在他的强力主持下，重新组建了中国国防部。参照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模式，来构建国防部的结构，开始将权力由海陆军参谋部收回到国防部的手中，并且在其下直接设立海陆军参谋长联合会议机构，来完善文人掌兵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