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虽然是脱胎换骨，但是名利之心哪是说丢就丢的？严复先后考了四次乡试谋得就是一个正统科举出身，当上总办也是在林泰曾等人的帮助之下，若说他现在一点当官的瘾头都没有，谭延闿是不信的。尤其是谭延闿自问自己在任用人才上至少要比李鸿章要高明的多，同时也给底下的人各种机会，只要你能够做事，谭延闿是不会做埋没人才的举动的。当然袁大头也是人才，但这种人才对谭延闿而言实在是太过危险了，只有打压的份。
果然严复在稍作犹豫之后便答应了谭延闿，当然现在《国闻报》正在筹备初期，报馆初建杂事也是千头万绪，严复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回到北洋系统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主持校务的。其实让严复回到天津水师学堂对谭延闿而言不过是一个小圈套——严复开办报纸言辞过于激烈，肯定是逃不过历史上戊戌变法那样激烈的政治运动的，而且这对严复而言也是一个挑战，是观察严复这个人到底是功名心更大还是社会责任感更强一些。
不管严复做出了何种选择，最终的赢家只有谭延闿，少一个学界大师和思想启蒙者固然是重大损失，但如果严复经不起这种功名心的诱惑，那也不能怪谭延闿，就是最次中国海军摇篮中多了一个保姆，多培养几个海军人才也是非常实际的选择。
不过令谭延闿没有想到的是，日后严复因为主持《国闻报》而最终走向了大师之路，可惜的是这份报纸固然是中国新闻界品论界的一面旗帜，但也牵扯了严复大量的精力。严复虽然最终成为中国翻译界的大师级人物，提出了“信、雅、达”这三条令世人信服的翻译三大准则，但在谭延闿前生记忆中的严复的“严译八大名著”却少了四部。
谭延闿虽然不是和康有为等人一路，但是伴随着公车上书康有为登上中国政坛开始，在康有为及其弟子的努力下，通过办报纸、讲学、集会等种种方法，其中几乎被清廷是全部封杀，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变法维新这一政治主张已经深入人心，效法日本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员所认知的强国之路。
谭延闿也在这股浪潮中看到了浑水摸鱼的机会，直隶总督府幕友堂中的翻译科被他整个搬到了山东，在他的主持下开始大量翻译西方政治民主书籍，然后交付给设立在天津英租界的印刷厂印刷发行。开始的时候还是本着亏本来打算，但是没有想到这正是赶上了时代的潮流，这些书籍开始成为热门书籍。
谭延闿通过墨西哥油田交易获得了充足的资本，也就不打算在科学教育和民主思想启蒙上做盈利的打算，所以尽管这些翻译书籍卖得非常火热，他也只是以成本价来出售，所得资金全部用于扩建和改良印刷厂所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主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只是鉴于这些翻译书籍可能会引来不少麻烦，在寇青和伍轩仁的操作下，印刷厂的股权也挂在了颠地洋行等美资名下，而且出版的书籍作者名一律采用化名。
同时中国第一家民办的银行也在天津正式成立，总股本为八百万两白银，其中谭延闿所占股份比例为七成，达到了绝对控股的水平，而伍轩仁所占一成，其余两成为与之有商业往来的广东、上海商人所瓜分。伍轩仁作为董事长出面负责银行的管理和经营，而银行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承接了直隶的银元、铜元的发行工作。
此时张之洞已经在湖北武昌发行银元刚好才三天，工商银行发行银元、铜元、银元券等一系列货币，这成为了一个微缩版的货币体系，这自然不是张之洞单纯的发行银元所能够比拟的。工商银行之所以一再推迟开业时间，也是想要多在几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建立分行，同一天工商银行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昌的分行同时开业，不同的是只有天津的工商银行才会经营货币业务。
因为谭延闿升迁至山东巡抚，所以工商银行也会在济南府开办分行，以更好的配合谭延闿在山东的行动，另外也是在香港将会开办分行，不过香港分行今后的业务比重将会逐步增加，最终的总行位置就要看银行的经营情况还有政治气候如何，大体上就是在天津、上海和香港三地选择一地最终设立总行。
工商银行的银元和铜元铸造是由天津机器局来承办，也是受到谭钟麟可能会调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子的影响，工商银行将会出资将铸币机器从天津机器局中转移出来。至于银行所发行的银元券是由工商银行自己印制的，相当于纸币钞票，机器是通过颠地洋行从美国进口，银元券印刷精美，防伪功能可靠，加上工商银行资本雄厚，来头也不小，所以所发行的银元券、银元和铜元信誉非常好。
无论是刘坤一还是张之洞，他们所发行的银元到底还是地方性货币，他们就是再牛也不可能让自己的货币捞过界，除非是铸造铜元以十比一的比例强行建立兑换银元的机制，否则湖广和两江的银元是不可能干扰到直隶的经济。如果是银元和铜元兑换比例脱钩，张之洞可以疯狂的铸造铜元，这样就要轮到谭延闿头痛了。
工商银行的好处就在于直隶一省发行的银元券、银元和铜元可以按比例来进行兑换，当然银元券和银元之间是一比一，大宗交易银行要收一定的手续费用。这样一来在谭延闿节制之下，工商银行只是在上海和广东的分行发行银元和银元券，并没有在武昌分行发行，在货币流通地域上就远比湖广和两江要流通的广泛多了。
流通广泛也就是发行量的巨大代名词，工商银行可以提升铜元和银元的兑换比例，光是靠发行银元和银元券便可以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这远比滥发铜元当作大钱要好得多，所承受的风险也要小得多。朝廷可以通过收取银元和铜元的铸造税，而直隶可以将货币发行委托给银行，以其信用和行政手段来支持货币的发行，至于工商银行可以从承接货币发行得到巨大的利润，并且还可以借着直隶总督府的权势来开拓市场，将由外国银行把持的银行金融业的份额给夺回来。
工商银行并没有像其他银行那样刚开张就要忙着开拓市场拉存款，而是在刚开张之时便已经掌握了巨大的财富，通过承办货币发行而开始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地步。再加上谭延闿通过使用美元来偿还广东商人的借贷，使得工商银行在短期内便掌握了数额巨大的美元存款，联合三家造船船坞的进出款项也都是通过工商银行来运作，可以说在业务上工商银行的银钱流通量非常大。
工商银行除了传统银行的借放贷储蓄功能之外，还在方榕卿的干预下开始操作期货贸易，而谭延闿也认为一个国家最终的货币制度还是要归结到黄金上，至少在未来的四五十年内，谁掌握了黄金谁就有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