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这么做肯定会得罪各国列强尤其是德国，因为在山东活跃的传教士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德国传教士，但是他却对此次行动的后果并不担心——欧洲大陆各国列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大体上德国做为一个新兴的列强国家受到英法的牵制很多，单独针对德国不会引起其他列强的反对，甚至有些列强譬如英国还会暗中支持；至于德国自己则要衡量两者之间的关系孰轻孰重了，谭延闿已经向英国下了订单购买一艘君权级战列舰，并且还向德国流露了同样的购买意向，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影响德国的判断。

沈静并没有在平息叛乱之后便将直隶督标新军撤回天津，相反他还调来了一营队的步兵，曹锟留下了一哨骑兵回到天津小站本营。有了这些兵力，沈静可以从容的控制冠县和威县的大局，这两个县都是和山东接壤的直隶属县，以往因为总督和山东巡抚的关系貌合神离的缘故，直隶和山东接壤的县都是比较混乱的，而化名为“梅花拳”的义和拳在这里发展的也非常快。

德国在山东的步步进逼已经够让谭延闿感到压力巨大了，而外国传教士鼓动教民和当地百姓之间激化矛盾更是为德国插手中国事务提供借口。反正谭延闿已经和沈静决定在威海卫海军基地联合演习之后要清理这团乱麻，他也干脆增派兵力在直隶和山东交界处向山东东部展开拉网式的清理工作。

当沈静开始清理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只有到了当地才知道教民和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当地百姓欺压到了何种地步，两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了何种水平。对于外籍传教士不要说是沈静，就是谭延闿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唯一下手的便是充当外国传教士的爪牙的中国教民。

沈静可不会对这些人有任何好感，只要查出来有问题，便是全家进大牢，火速进行宣判之后，绝大多数被判处服重劳役——等待这些人的下场便是被分配到芦汉铁路、北洋各个海防要点充当劳工。相对于教民被充当苦力而言，被查出参与各种拳社等民间疑似义和拳之类组织的百姓，他们将会有很多人面临着居家迁移到东北三省的结局。

东北本是满清的发祥地，由于满人一开始对统治中华兵部自信，特地留了一条退回关内的后路，因此也一直禁止汉人移居关外。统治一个地区的标志便是这个地区的人口数量，数量越多则统治的力度也越大，东北如此广袤的面积想要全用少数民族来控制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也在另外一方面方便了沙俄对东北的侵略。

不过因为沙俄豪夺中国领土，才使得清政府于1860年正式取消了对东北的封禁令，并鼓励山东、河北等省的百姓大量迁入。到了甲午战争日本人差点就跨过鸭绿江进入龙兴之地，这给清廷以极大的震撼，刘铭传被启用后也是尽心竭力的稳住了阵线，但从后方转运粮草军械总不如在当地来的方便，而东北地广人稀放着大好的资源却无力承担部队作战消耗，就连粮草也是从关内转运。

第一个提出在东北建立行省设立总督的就是刘铭传——大清政坛上有谁不知道刘铭传想当封疆大吏，台湾巡抚才当了没多久便被朝廷出于剪除李鸿章羽翼的目的而殃及池鱼，刘铭传自那以后干脆做了田舍翁。这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行省，刘铭传一半出于公意，另一半未必没有想做封疆大吏之私心，而且这次将日军挡在鸭绿江以南，功劳可谓第一，巡抚自是不能满足他的胃口，这东北总督的头衔不给他给谁？！

在东北设立行省，刘铭传出任总督这件事还停留在纸面上，但在政坛老手眼里朝廷通过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倒是刘铭传身体不是很好，传闻在盛京官邸中有一多半的时间倒是在养病——这个局面可以说是令人感慨万分，刘铭传身体不佳也倒是一个催促朝廷快速通过此项决议的加分，总算起来朝廷亏欠刘铭传实在是太多，若是不能赶在刘铭传之前让他坐上这东北总督的位子，那可真是成了一大遗憾了……

不管怎么说，此时东北设立行省那势必会对关内移民更加宽松，谭延闿便是打定注意将山东、直隶、河南的有义和团背景的百姓设法大规模转移到东北去，这样一来可以在根本上缓解传教士和百姓之间的矛盾。义和团想要像历史上那样爆发出来也不是这么容易——一锅热水顷刻间被人舀出去半锅不算还要填满凉水，那样等到水开还需要很长时间，这足够谭延闿干很多事情了。

八月二十九日，两艘轮船招商局专门的客船分别在威海卫和胶州湾靠岸，这两艘客船上的客人不过才三十几个外国人，还有十几个记者。但是由于谭延闿的重视，并且拨下了专款才使得盛宣怀不得不做了一笔赔本的买卖，用两条船将这三十几人分别从上海和天津运到胶州湾和威海卫。

这三十几人分别是由美国驻华公使托尼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带领，实际上除了这两个人之外，这批人当中倒是有二十多人是从国外赶来的，他们由美国公理会在上海的牧师明恩溥带领，刚到达上海便被集中起来火速前往胶州湾。而窦纳乐和托尼带领的另外一队也是主要以在华基督教界的各国神父牧师的代表，他们则在威县和冠县叛乱之后，便接到了谭延闿的通知，希望他们能够带领一支基督教人士的考察团来山东。

本来这些人按照谭延闿的计划是要等几天才来山东的，但是因为冠县和威县的叛乱，不得不将此计划提前，好在美国公理会的明恩溥牧师事先到达了上海，正好直接坐船前往胶州湾，在那里杨超将会带领一千士兵同他们会合，而谭延闿则要和窦纳乐等人在威海卫碰头。

“先生，我们有必要让这些洋人来监督么？”杨超在临去胶州湾和明恩溥会面之时，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

谭延闿微微的冷笑道：“‘教案’在中国发生过不止是一两回，天津教案更是直接导致曾文正公对天下政局潮流的失望和无助，转而退隐最终抑郁而终。看看最近几十年处理教案的结果，从曾文正公这样的封疆大吏到底下天津知府、知县被革职充军，崇厚甚至还要去法国谢罪，赔款各国列强五十万两，这些你都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