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未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劝学篇》得到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和有识者的认可，谭延闿在文中非常保守的评价了中西学术体系，明确规定一般意义上的中西之学的主辅、体用关系，强调中学高于西学，大于西学，“包罗”西学，而且还特意点明“西学中源”的奥义：“西学”之种种优长，无非是“中学”固有而“失传”者，今日不过“还之”老家而已。在谭延闿自己看来这一番辩证，活脱脱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待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那种既排斥、又汲纳，既怀歆羡之情，又抱虚骄之态的矛盾状况，而这正是还没有放弃“华夏中心主义”的“中体西用”论者的共同心态。
首先是“接纳”，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求同存异”，虽然这具身体是谭延闿的，但是思想却是冯文郁的，冯文郁的性格主导了这具躯体。相对于“急风暴雨”的做法，谭延闿更喜欢“和风细雨”、“无声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策略，尽管这本书稿中的一些话语说出来连谭延闿自己都觉得有些恶心，但是没有关系，只要能够被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接受，尤其是能够被晚清的统治高层所接受，这对他而言就足够了。
北洋舰队虽然没有一艘舰船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但是凭借着其规模站稳了“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位置。谭延闿知道在甲午战争前这段时间，不要说日本，就是西方众多列强看在北洋水师的面子上，对中国还是有点戒备的，在这个时期暴力来解决中国问题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不仅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是如此，更何况谭延闿压根就没有“革命思想”，想要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在他看来唯一的便是做些实业——在这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时髦”的词汇——“洋务”。
谭延闿写出《劝学篇》其实就是为“洋务”张目的，其中也隐隐体现出了一丝“变法”的味道。对于晚清的政治，通过谭钟麟的灌输，现在的谭延闿对此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虽然不能像后世的教科书中“洋务派”和“清流派”分得那么清楚，但是也可以这么做区分。《劝学篇》不仅是为洋务派说话，更多的是在理论上为发展“洋务”从经史典籍中找到儒家理论的根据，最大限度的让所有人都能够接受这一观点，能够让有志开展洋务的开明官员在舆论上少点政治风险。
“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写到：‘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可能便是‘中体西用’最早的说法了。组安，你这《劝学篇》对‘中体西用’阐述的最为清楚，不过这本书你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刊印！”谭钟麟捋着胡子笑着慢慢说道。
“父亲，这是为何？！”谭延闿恭敬地问道。
谭钟麟摆摆手，将厅堂内的其他人都给支了出去，谭延闿的“长辈”和兄弟们尽管有些不愿意，但是面对老头子在这个大家族中的权威，不得不退了下去。谭钟麟对于事情分得极为清楚，哪些事情可以公开谈，哪些事情只能够独自对谈，即便是面对家人也不例外，这是他治家为官一直所尊崇的。谭延闿的几个兄弟在谭钟麟眼中并没有什么“嫡出”、“庶出”的区别，每一个儿子都得到同样的教育，他都给予同样的机会来锻炼，不过能不能做好就看他们个人的本事了。谭延闿在他们兄弟之间脱颖而出，在政事上处理能力也远超他的兄弟，这凭得是本事，没有什么偏袒之说。
谭钟麟宦海浮沉数十年，尽管他的仕途在一般人眼中是极为顺利，羡慕也好、嫉妒也罢，这全是靠他自己本事打拼下来的。为官数十年他比谁都知道官场的残酷，自己的儿子如果有本事他可以培养提拔，但是若是本事不够，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只有在家中做个富家翁就可以了，连捐官都不可以，否则官场险恶，难保不会站错队伍连累整个家族一起受难。
也许谭钟麟的这种思想非常走极端，但是从出身贫苦旧知识分子之家一步步走上封疆大吏之路，这其中的艰辛告诉他——只有最优秀的人才可以走上为官之路！谭钟麟走到今天也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来就是守成，至于开拓未来则是自己的儿孙辈的事情了，他自己也是知进退的达人，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对此并不勉强，也没有什么留恋。
第十三章 中体西用
正是在谭钟麟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谭延闿的大哥、二哥都在湖南经营家族产业，而侄子一辈发蒙入学的则跟在他的身边，来看看有什么可造之才，被淘汰下来的当然也要继续念书，不过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成为当地的富绅名流，如果能够在学问上有所建树的话，那就走王闿运的道路，在家乡办学成就名望，至于官场就和他们绝缘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事”，对于官场上的事情他只对儿子们进行说教，妻妾是没有这个权力的，而更深一步的评点朝中大臣的时候，也只是在面对谭延闿的时候——有些事情只能够在他们父子之间进行讨论，纯属功利得失评价，以谭延闿对谭钟麟的认识，老头子颇有点像春秋战国时代的纵横派，别看老头子对他的人身限制非常严格，但是老头子自己却看得非常清楚，一些算得上“违逆”的话在他们父子之间评价讨论的时候也算正常。
待到所有人都离开后，谭钟麟问道：“组安，你知道此文一出谁最高兴么？！”
谭延闿回答道：“《劝学篇》十二篇中，除了《去毒》一篇讲鸦片之害以外，其余各篇都与洋务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孩儿以为当今中国疲弱不堪，若使之富强则离不开洋务，只有洋务能够给中国带来财富；也只有通过兴办洋务才可使中国有西洋坚船利炮……纵观曾、左、彭、胡四位作为，皆是与洋务有着很深的联系，就是当今的李鸿章和张之洞亦不过如此。可叹朝中始终都有些迂腐之辈，从中阻挠，孩儿写着《劝学篇》虽然没有明说为洋务派官员叫好，但是也是为他们说话了。想来这最高兴的人还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
谭钟麟听后点点头说道：“《劝学篇》十二篇，篇篇切中时务要害，同样的文章为父也见过不少，不过只是嗤之以鼻而已，原因无他，唯锋芒太露耳！为父之所以能够对你的文章叫好，重要的还在于‘内敛’二字，‘中体西用’从冯桂芬那个时候提起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不过这也仅仅是一个提法而已，虽然这三十年中包括张之洞等人都有文章提到，但是却没有你的《劝学篇》这么清晰明了，更为难得的是这篇文章也会颇得朝中‘清流’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