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袁世凯的第二封邀请电（又称哿电）发出后，《大公报》发表社论说：“……人人都在悬注武汉的态度。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这一星期来，人人为胜利欢欣，也人人为团结悬念。目前得见袁大总统致李大帅的寒电（第一封邀请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袁大总统致李大帅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社论最后写道：“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袁大总统相同，殷切盼望李大帅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

英国路边社发表一篇评论，它说：“袁大总统邀请李大帅赴京共商国事，……自中国国民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袁大总统之邀请，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此文被北洋御用文人译成中文，曾在国内好几家报纸上转载，用意很明显，即大造中国国民党人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舆论。

报童的呼叫声吸引了无数苦苦期待着和平的人们。他们天真地以为，南北展开谈判，中国的和平就会指日可待。

李大帅来到重庆，整个北京乃至全国都沸腾了。

……

李大帅的一举一动，袁大总统这时更加注意。

“报告大总统。”雷震春随时入报道：“李疯子已经到达市区了，市面上突地热闹起来，情形很……”

袁世凯却反而听不进去，他只是感到意外，简直是当头一棒，喝到：“李疯子真敢来！”

“来了！”雷震春战战兢兢的回答。

“汤化龙，黎元洪也敢来！”

袁世凯烦躁到无法忍耐，抓耳摸腮，手忙脚乱，把杨度叫去道：“好，好！你出的好主意！现在马勒巴子他们真的来了！你说，你说！你说怎么办好！”

袁世凯烦死了。

而较烦躁更甚的，是着急。袁世凯对这次谈话毫无准备，急得只是催智囊团拟订谈话步骤及其内容。

会议临时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一、不得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报告大总统，”雷震春要来了，说道：“李疯子在机场发表谈话，说得很短，没有几句。但卑职应该把实情报告先生，李疯子那几句话似乎，很是，有点，这个，好象，……”

“他说什么？”袁世凯大声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