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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黄兴等都流亡海外的时候，李想粉墨登场。

刚刚给了袁世凯一拳头的他，目光又放在河南。河南的闯将和陕西的刀客一样闻名！

清朝末年，河南作为一个远离通商口岸的内陆省份，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还没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对象，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自《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相继签订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象洪水一样迅速浸漫于河南城乡各地。他们到处设立教堂、霸占矿产、修筑铁路、开办公司，疯狂地进行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给河南人民带来了从来未有的新灾难。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又以摊派“赔款”和筹办“新政”为名目，加征地丁钱粮及各种苛捐杂税。而各级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搜刮。地主豪绅，也乘机渔肉人民，使大批农民纷纷破产。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榨，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人民反抗斗争的日益高涨。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1911年间，河南劳动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不包括收回利权运动）即多达30多次，地区广及泌阳、安阳、滑县、彰德、唐河……等三十多个州县。

而在此期间，“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自发开展的抗粮、抗税、反暴政斗争达50次以上，”地区广及五十余州县，人数有的多达“二三十万人”。这说明，清朝末年河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不仅非常广泛，而且相当激烈。

除了上述劳动群众广泛发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事例之外，由于“自庚子以后，百物昂贵，谋生日艰，游惰日众，富者率入于贫，贫者率流于盗，”因而大大小小的绿林武装就在各地崛起。有的地区，竟至“无人不匪，无日不劫”。

这类农民武装的四处崛起，深刻反映出清朝反动统治的危机加深，预示着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即将来临1911年夏季，河南宝丰、鲁山一带又遭受严重的雹灾，夏粮颗粒无收，许多农民靠吃野菜、草根、树皮等充饥。而清政府不仅地丁钱粮照例征收，苛捐杂税也有增无减，逼得广大贫苦农民更无法生活下去。所以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暴发时，宝、鲁地区自发而起反抗官府的农民武装曾多达二、三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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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想召集水仙儿、吕中秋、金兆龙问道：“你们的调查室调查得怎么样了？现在有这么伤脑筋的问题，你们能分担些什么工作？”

水仙儿低眉顺目，悄悄瞄了吕中秋一眼。

“报告大帅，”吕中秋赶紧上去一步，答道：“调查室成立不久，羽毛未丰，目前还不能有所建树。”

“连敌情也不清楚么？”

“敌情？”吕中秋答道：“敌情倒是有的，报告正在写。根据情报，安徽宣告独立时，民元做过皖军总指挥、临阵失踪的胡万泰，又爬上了都督座位，把署理都督孙多森请到原来的民政长椅子上。不久讨袁军两路失败，胡乃取消独立，偕孙多森逃走，剩下都督的空位子，给宪兵营长祁耿寰坐了几天，又让给刘国栋。柏文蔚回到安庆来，刘乃退回原职小小参谋椅子上。后逃走的胡万泰突又出现，通电数柏五大罪状，可是这时柏亦已离皖，胡再任都督，宣告独立，可是这把椅子已轮不到他了。8月28日倪嗣冲来到安庆，倪早在7月27日就由袁世凯任命为安徽都督，安徽变成了北洋军阀一个主要的巢穴了。

北洋军既然节节胜利，袁系的升官图便在南方出现，段芝贵仍兼第一军军长，升上将，实授江西宣抚使；张勋亦升上将，段芝贵的右司令王占元兼湖南护军使。

上海方面因南京革命军失败，亦功败垂成，袁命第四师师长杨善德为松江镇守使，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都督。

广东和四川两地解决得最快而不吃力，7月27日袁派龙济光、觐光兄弟为广东正副镇守使，8月3日龙济光升上将继任粤督，8月5日陈炯明出走。四川方面熊克武虽于8月9日宣告独立，但为时只一月就解职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