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黄兴一再为张案向袁世凯抗议，袁世凯很感不安，因此他便想出一条毒计打击黄，伪造张振武被杀前写给黄兴的这一封未发的信。他用这个伪证打击黄，使黄处于嫌疑地位，失去为张案发言的力量。

上海。黄兴临时寓所。

戴季陶说道：“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

宋大小姐责问说道：“今日之时局，怎么也不能再生莫大之扰乱了？再生莫大之扰乱，中国能不亡国？国民对于此案，当完全诉之法律，求解决于法律问题之内。”

“张振武事件的极端恶劣性在于不受法律约束而杀人。这在帝制专制时代不是什么异常之事，但现在已是号称共和政体的民国了——对共和精神的恣意破坏，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令人意外的是，即将北上的孙中山并不认为张振武事件多么严重。孙中山虽然没有参与这场辩论，但他的行动表明，他也不支持激烈派的主张，他说道：“看来，北京之行要提前了。”

张、方被杀前，袁世凯已多次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面商国是，调停党争。

“此等现象，一若并非真共和，殊形危险。”立刻就有人力劝孙中山、黄兴。

“先生不要轻入虎穴。”

“只身进京，无异于自入圈套。”

但是，孙中山力排众议，道：“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别人都说袁世凯不可靠，我则以为袁可靠，我倒也试试自己的眼光。”

孙中山又说道。“以我之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李想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李想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

孙中山甚至认为，不能说张振武无罪，只是杀他的方法似有不当：“据我观之，张、方不得谓无罪。但在鄂都督，似当就地捕拿，诛之于武昌，即不生此问题。假手于中央，未免自无肩膀。而民国草创时代，法律不完，这样政府既接电报，若无依据，以致惹起反对。吾谓中央政府当日应将张、方拿获，解去武昌为上策；否则，亦当依法审判。而中央政府又不在行，故吾谓鄂、京两方皆有不当处。”

孙中山最后还是发表了一通“独到”的见解。

对于进京与否，黄兴也有所犹豫，于是，作为当时的权宜之计，大家伙经商议后决定让孙中山先行而让黄兴继续去西湖养病，视情况而后定，以防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

孙中山从上海同孚路黄兴的寓所起程，在袁世凯的迎孙专使张昉、程克陪同下，登上商局的“平安”号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