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安排他们到财政、税收、铁路等油水多的部门当负责人，让人去贿赂他们，检举他们，设计一系列的权杀，色杀，财杀！通过放大镜将改良派人士身上的缺点无限放大，再利用人民群众之舌，导致同盟会改良派在湖北政治形象大损，促成了同盟会修正派在的湖北独大。

李想当然也不是全针对改组派，他是动真格的，在鄂州约法治区所属省、县、乡相继建立了廉政肃贪的规章制度，都督府颁布《革命检察部的组织条例》、《革命检察部控告局组织纲要》等制度法规，还建立了一系列群众监察组织，并为此颁布了一批组织法规。审查、审计、惩处制度也很快建立起来。鄂州都督府还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规定：政府公职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300元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劳役等。

鄂州约法治区政府的反贪斗争，轰轰烈烈。

对贪污腐败，李想从来不手软。先后开展过“叁反伍反”、“肆清”、“壹打叁反”运动，这些运动都大张旗鼓，声势浩大，一次更比一次轰轰烈烈，当然也揪出一批贪污腐败分子，清出数额可观的赃款。

但是，这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都是在李想暗中的指导下进行的，还隐藏有其政治目的，通常都是他一声号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委积极贯彻，群众纷纷响应。每次运动都存在着逼、供、信，冤假错案，不少人死于非命，同盟会改良派在“壹打叁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被专政，受到了疯狂的政治迫害。

“同盟会鄂支部副理事长王宪章、总务干事杨玉如二人太年轻，功劳也大，是否不杀？”同盟会本部干事居正、胡秉珂特为此事来找李想说情。

李想愤愤说道：“本来，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革命党人的政绩如何，世界瞩目。我早就有言在先：我们不要学李自成！人民日报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曾号令全党学习，不要像该书描述的李自成那样，在胜利面前冲昏头脑，很快因腐化败亡。我在党支部大会上多次告诫众人不要被‘糖衣炮弹’打倒！”

居正、胡秉珂在心里腹诽，这“糖衣炮弹”还不是你打的？

“不出所料，建国才多久，湖北，陕西，甘肃，新疆，都明确表示贪污腐败已成为主要危险！这次共查处区级以上党员干部贪污案件531件，坦白和检举出贪污腐败分子20320人。据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统计，近三个月查处的贪污国家财产案件金额总数达1242万元。”

“这也不能全怪同志们啊。”居正痛心的叹息道：“实在是不法奸商腐蚀革命党人的手段，花样百出，有的简直骇人听闻。听说汉口小康药房经理王康日专门设立了用于拉拢腐蚀官员的‘外勤部’，叫人防不胜防。”

李想冷笑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的谆谆告诫，某些同志或许压根儿就没当回事，或许这耳朵眼听那耳朵眼就冒了，自古道‘千里做官，为的吃穿’，要不然这官不白当啦！我就听说某些同志的口头禅就是‘老子辛辛苦苦打江山，享受点怎么啦！’革命这么多年，过惯了苦日子的他们，眼见得城市里花花绿绿的世界，嘴角早就留下了涎水，灯红酒绿的饭店舞厅，花枝招展的交际名媛，金碧辉煌的花园洋房，琳琅满目的高档衣物等等，这些年盼的想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如今功成名就，老子可要美滋滋的享受一番啦！吃喝玩乐，声色犬马，除了这些以外，某些同志还有一手——连鸦片都吸上了！

当然，要过好日子，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某些同志开始了疯狂的搜刮钱财。古今中外的贪官捞钱无非两种途径，一是偷吃国家的，二是勒索民间的。

各地检举揭发，名曰‘打老虎’。这王宪章、杨玉如无疑就是鄂州最大的‘老虎’了！作孽多端，天怒人怨，此二人不杀，天理难容。”

居正辩解说道：“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千百万革命党人从艰苦朴素的幕后，进入五光十色的台前，接受被不法奸商拉拢腐蚀的考验。而且，新中华的国家机器，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只能是在前清的国家机器基础上，加以改造，使之重新运作。大量行政、财经人员被留用，他们因袭旧传统、老规矩办事，沾染了前清的贪腐习气，可他们毕竟不是前清的贪官污吏，他们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为民国立下过汗马功劳，就不能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你是要他们，还是要中国？”李想反问：“正因为他们功劳大，地位高，所以才下决心处决，只有处决了他俩，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个、20000个犯错误的人！我们不能不对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特别是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敬如泰山、仰之弥高。他们胸怀建立没有压迫、剥削，没有贪官污吏，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国的崇高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么做，在很大程序上，正是为了不让这些前仆后继的无数革命先烈抱憾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