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不忍心再问了。被当“猪仔”卖到海外的华工的苦难，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去问了，如果要讲，只怕他们的苦难足够将这片海域填满，他自己也不想再去听。

李想不想听，可是汪精卫却要说：“猪仔贸易是一本万利的行当，猪仔至贩往南洋者，其价略低，其成本约，最初起程预付猪仔安家费或零用费约十元，介绍费引诱费三、四元，由起程至海口岸的行栈，并屯聚期间之饭食约七、八元，轮船运费，船小人多，运费本廉，然贩运者牟利计，比寻常运费略贵，约十余元，抵新加坡又入屯聚之猪仔馆，各项计费及饭食约十元，总共需四十余元，而最后卖与雇主则恒在百元左右。

其实，此项成本，我的估计已经过高，一般而言，一名猪仔的成本不过十二、三元，而最后售价总在成本价一倍或几倍以上。苏门答腊北部的日里及沙捞越的芋田、烟园大量开发，劳动力短缺，一名成本约为30元的‘猪仔’，售往日里便可卖至125元，利润高达四倍。如此高额的利润，吸引了众多的秘密会党分子，据说在澳门，共有800名猪仔贩子在开业。这些人有很大一部分是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会党成员，他们既与新加坡的‘猪仔馆’有联系，又占尽了会说广东方言的优势，在‘猪仔贸易’方面为其它人所不及。”

“你们谁知道义兴会在‘猪仔贸易’中的作用？”李想问道。“或者说，你们谁和义兴会有关系。”

“‘猪仔贸易’所需要的强大控制力使新马华人那些人渣：义兴会，有把持这一买卖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而‘猪仔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也使秘密会党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挣钱的机会，从‘猪仔’的供应、运输到销售，每一过程都由秘密会党控制着。”

新马中华会馆联合会总会长，陈璧君父亲陈耕基目光就象是燃烧着的熔岩，死死的盯住了泗水领事馆的官员们。不知道为什么，几位官员被他的目光扫过，居然情不自禁地避开了。

“义兴会就是供应‘猪仔’的掮客和‘拐子’。在大陆条约口岸开设洋行或代理行的英国人在接到需要劳工的消息后便着手让盘踞在口岸附近的掮客和拐子们以最快的速度猎取到足够的劳工。由于拐卖人口的非法性及广大群众对人贩子的痛恨，掮客和拐子往往都是具有黑势力背景的人，甚至有的人为了能从事掮客的工作而千方百计地加入会党组织。掮客与拐子获取‘猪仔’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就是兆铭说的骗、诈、掠。”

“猪仔运输船被称为‘浮动地狱’，因为船主和帐房为了能多赚钱，根本不考虑华工的死活。虽然英国议会于1853年9月9日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自香港装运亚洲乘客出口的船只必须保证每名乘客12平方英尺的船位，但极少有船照章执行，常常是船本可容三百人，而载以六百。”

“你们是怎么从浮动地域活着过来的？”李想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他在长风号上住的是总统套房。

“如果说，义兴会是新、马经营和把持‘猪仔贸易’的主力军，那么，英国殖民主义者则是‘猪仔贸易’的幕后操纵者和促使‘猪仔贸易’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元凶。他们表面上没有直接经营‘猪仔馆’，只是因为这样的分工更有利于他们的伪善，而实际上，英国殖民主义者不仅操纵和庇护那些从事‘猪仔贸易’的华人秘密会党义兴会，而且通过外交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尽量给‘猪仔贩’制造掠取华工的有利条件。”汪精卫颤抖着声音说道。

“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地之后，该处的总督即连年通过公司驻广州的代表招雇中国工匠和农夫，用公司的船只送往槟榔屿……”

海外华人们灾难深重的脸上，早已经没有了太大的情绪波动。

“大人，义兴会都是拥有武装的，极有破坏性，他们从事‘猪仔贸易’，动辄用铁棒对待‘猪仔们’。殖民地政府警吏知道华工被他们压迫的事情，但亦不加干涉，有意纵容。我知道，在槟榔屿的许多甘庶园中，唯一的医院是雇主私人住宅的马厩院中一个小棚屋，据说‘猪仔’常在那里被饿死。可是那地方离警察署还不到五十码。”

“我记得英国殖民部颁布了《华人移民法令》。”李想记起他在来的路上看的一些资料。

自1874年英国借口调停拿律战争而发动对马来半岛的侵略，把各个马来土邦变为殖民地以后，海峡殖民地中英国资产阶级的投资急剧增长。西方资本的大量涌入，亟需输入大量的华工，此时，再单纯地依靠秘密会党进行拐骗、绑架、掳掠已远远满足不了需要，而就在这时，“猪仔贸易”的黑暗内幕和丑恶罪行受到世界舆论的无情揭露和激烈抨击，英国殖民当局感到必须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给掳掠华工、贩卖“猪仔”以合法外衣，使输入华工更加公开、更加大规模地进行，并能有效地对新移入的华工进行控制和管理。同时，海峡殖民地资产阶级对秘密会党控制“猪仔贸易”，使输入华工的成本增加也感到不满，他们希望殖民当局能直接管理华工的输入，减少秘密会党插手，从而降低输进劳工的费用，分享华工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1877年，海峡殖民地政府颁布了《华人移民法令》，并根据法令规定于同年。

6月1日成立了华民护卫司署，以管理华人移民和取消秘密会党，并规定新客必须至华民护卫司署当官问话，自愿佣工者才签字立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