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兵变时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立即戒严，各国士兵荷枪实弹布防。北京各国公使齐集英国使馆，开会商讨应变步骤，有谓“中国现况和庚子年相同，已没有能力维护秩序，各国必须自行设法”云云。

经过这次会议，便产生了几项行动：

一、日本急调在烟台的军舰前来大沽，俾沟通北京、天津、大沽及国外的电讯联络。各国关于军事上的消息，皆用意大利使馆的电台传到黄村，由黄村转大沽。

二、各国紧急抽调军队来京，每一国以200名为限。

三、组织国际兵团，由各使馆抽调武装人员700名，于3月6日上午10时在英领馆集合，巡察北京街市，以维持北京城局势。3月3日这天洋兵从长安街出崇文门绕外城一匝，自正阳门返回东交民巷。

迨天津、保定兵变，于是各国又纷纷派兵前往天津和保定，因之北京、天津、保定三地，外国兵车往来不绝于途。3月3日美兵到京150名，5日日本兵400名到京，英国则由北京派出武官四名领兵800前往天津，又由天津调兵30名押解子弹70余箱及其他军用物品来北京，德国则由青岛调兵百余名至京，其他各国亦日日有兵运来。保定、正定均有洋兵沿路巡逻，天津所驻洋兵甚多，尤以日本兵最多，军粮城、北塘、山海关、开平、唐山均有外国重兵驻扎。

各国使馆对于各国侨商、侨民的生命财产最为关心，变起时便致书袁世凯，请求保护洋商生命财产。北京崇文门内北至总布胡同口，以日本商业为多，3月2日起，凡日本商店均有日兵二名，荷枪守护。英使馆则派专员乘车至天津各处访问侨民。德使则派兵20名前往直隶井陉保护煤矿。外交团在给袁的公文中并质问袁是否继续清朝所缔结的各项条约。

袁世凯乃分函答复各国公使，具内容为：（一）力阻各国分别调遣军队来京；（二）强调京师现已平静，此后决无意外之虞，以及自己如何尽力维持现状；（三）力陈此次兵变决不影响国际关系，所有清朝过去所缔条约均将承认与信守。

一时北方形势显得十分紧张，好像“内忧外患”就要接踵而至了。袁世凯以“调度军队”，“应付外交”为口实，表示“赴任之举，暂难办到”。

兵变平息后，北洋军高级将领发布通电，声称“临时政府必应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但是统一的政府又“必须旦夕组成”。同时，北方的各种社会团体也纷纷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指责在建都问题上的争执酿成了此次兵变惨祸，声称如果袁世凯南下，“我等敢决数十万之同胞，必攀辕卧辙，号哭不放”。袁世凯的幕僚们更是不断地提醒南京：“现在全国倡言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地调度、弹压，确保地方的安谧，就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这一点是应该切实注意的。”而列强们似乎有意配合了这种舆论，英国路透社专电：“此次兵变之直接原因，实由南京各政家与袁争执意见，不信任袁，务须要求袁到南京宣誓。”“南京各政家之坚持，全系意气用事，并未为大局着想，今北方果以此而召扰乱，此节于共和前途危险至大。”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团遂决定，“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与道义上的支持”，而支持的方式是派出七百多名各国士兵在北京街头巡逻，同时再从天津调集一千多名士兵增援京城里的使馆卫队。

各省支持袁世凯的督抚纷纷发出通电，宣称：“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致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甚至断言，如果再争执不下，必将导致兵亡、民亡、国亡、种亡。

孙中山其实对北京兵变的第一反应是，派兵北上帮助袁世凯平息变乱。他甚至电告北京说南京已做好派兵北上的一切准备。但是袁世凯复电称局势已经稳定，无须南京“远劳师旅”。

南京的专使们终于明白，不但建都南京和袁世凯南下均无可能，就是南京派军队来北方的打算也是极其危险的——不要说北京的外国公使对南方军队北上万分敏感，仅就北洋军来讲南方军队的北上无异于两军接战。蔡元培连续致电孙中山，详细报告北京的局势，建议南京方面改变初衷，蔡元培向孙中山提出两条建议：“一、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而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具体办法是：“袁君在北京行就职式，而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代。”

这是几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妥协办法。

这个妥协的底线是：无论袁世凯南下还是不南下，民国政权的交接必须在南京进行，因为这象征着袁世凯是从南京临时政府手里而不是前王朝那里得到的权力。

孙中山的回电，对蔡元培的建议表示同意。电报措辞充满无奈、忧虑，乃至愤怒：

……至统一组织成，任袁公便宜定夺。文原主北京不可建立政府，正因在外人势力范围之中。今日本等纷进兵，尤非昔比。公等亦持苟且之见，夫复何言！此时在北组织，直自投罗网，甚恐将来为高丽、安南之续。惟文此时若再争之，必致强拂众论，而有所恋图。故文欲于十日内办到解职，昭示天下。仍望项城远虑，不必觅北方之见。今北方仅军队小动，南方人心犹未统一，项城既不南下，临时政府又瞬息迁移，如何可使异日不致分离？仍望见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