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纷纷反对，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要求取消中日合办汉冶萍者，络绎不绝。而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反对之声尤为激烈，质问孙中山违法借款。

孙中山感到身心俱疲，他揉了揉干涩的眼睛。连日来，无数大事小事都涌进这座楼房，等待它的主人做出决断。过度的劳累使他的面孔更加黑瘦，然而两只洞察秋毫的明眸，却比往日益添炯炯神采。幸好有霭龄这个好帮手，井井有条地处理了不少事，为自己减轻了很多负担。

孙中山的心绪纷乱，却想起自己一路革命的征程：从就读于博雅医院与朋友私谈推翻满清到考察北方形势图谋大举，从组建兴中会到周游世界各地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募集款饷，从蒙难伦敦到创办同盟会，从单一的民族革命发展到叁民主义学说，从密谋袭取广州的失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捐躯，二十多年来走过的是一条多么艰难曲折充满流血牺牲的道路！不论在多大的困难面前，不论处何等挫败之下，也不管周围同志们的急躁气沮误会乃至内讧，孙中山始终对革命的胜利满怀信心，永远保持高昂的斗志。他高瞻远瞩，成竹在胸，他豁达大度，不谋私利，长期苦难的革命生涯，为中华民族锻造了一位真正的领袖和伟人。今天，当他看到为之奋斗二十多年的民主共和的构想已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当他看到大半行省已脱离了满清王朝而宣告独立，当他看到中华民国即将成立，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就要彻底覆没的时候，这位伟大的先行者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快慰无比！

但是，就在上任大总统的短短几天里，孙中山已看出了一片胜利中所潜伏的隐患。

革命酝酿运作的时间是那样的漫长而痛苦，但革命胜利的一天居然来得如此快捷而突然，这是孙中山所没有预料到的。这固然是好事，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则很多。

真正的由革命党人领导的独立行省没有几个，许多所谓的独立只是换了一个招牌而已，军政府的人依然是先前巡抚衙门的原班人马，或者是只换一两个首脑，其他人都照旧。孙中山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改换一个朝代，而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这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能依靠那些全然不懂叁民主义，满脑子封建陈腐，昨日巡抚统制今日都督的人去建立吗？除开旧官吏外，各省军政府里还有不少会党头目和投机看风向的士绅，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即使在革命党人内部，眼前的局部胜利，也使其中不少人头脑昏昏意气飘飘。他们认为革命成功了，多年的辛苦应该得到酬劳了，为官位为地盘而争斗甚而火并的事不断发生。还有人高喊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居然要取消革命党了！另有不少人在为新生的省军政府和中央临时政府的前途担忧。他们一则畏惧袁世凯的实力，二则对银钱的匮乏束手无策，许多省的藩库空空如也，不但军饷，就连军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

军需公债章程规定发行总额为一亿元，若果能筹得此数，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将大为改观，这一新生革命政权的命运也许将是另外一番景象。然而现实不容假设。在南京临时政府，军需公债发行4637630元，除军事机关和各省都督领取公债430万元外，实际售出公债只有30余万元。因为军需公债发行结果远不及定额，其所收款数甚至不敌清廷前段时间发行的爱国公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窘状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变。

公债发行未取得如意效果，迫使南京临时政府又只有积极寻求其他解决办法，维持闹出中日合办汉冶萍的丑闻，无法根本解决财政危机，相反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严重损害了革命政府的形象。金融恐慌、市面混乱，影响了政府的威信和革命政权的巩固。

财政危机同时导致军心浮动，如北伐这样一些重大决策无法贯彻和执行。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是迫使更多的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步步妥协。对于南北和谈，孙中山“本不赞成”，回国后曾表示：“革命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

但严重的财政困难使得南京临时政府寸步难行，在革命党人的迅速退却以及立宪派、旧官僚的压力下，“内心大有难言的苦衷”的孙中山不得不接受汪精卫打电话过来告诉他，袁世凯的私人代表杨度想前来拜见的请求。正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在中日合办汉冶萍事件威信扫地、陶成章遇刺风波不靖、公债发行效果欠佳、无法挽救财政万般拮据状况等等原因，革命政府难以维持。

大清晨，杨度在汪精卫的陪同下就出现在大总统府。

孙中山从小楼里走出来，伸开双臂迎上前，用洪亮的广东官话打招呼：“皙子先生，你好哇，我们又见面了！”

杨度快步走上前，抱住孙中山的双肩，笑着说道：“逸仙先生，中国之华盛顿！我特为前来祝贺你。虽然这个祝贺来的迟了点，希望不要怪罪才好。”

“谢谢你，你过奖了，我哪能与华盛顿相比。”孙中山松开双臂，这绝不是客气话，是真心话。他端详着杨度说道：“五六年没有见面，你发福了。”

杨度也仔细地把孙中山看了看，说道：“你比在东京时瘦了些。”